牛润生：《都市生活》第一任总编
今传媒：你是什么时间来到《都市生活》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的？在你进入《都市生活》之前你概念和印象中的《都市生活》是什么样子？
牛润生：我们是1998年开始筹建《都市生活》的。早在1993年的时候，我在《工人生活》办了一个《都市周末》，办得不错，影响力很大。李仲年刚开始办一份全国很有名的文摘类报纸，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挤出来。这时，他找我说能不能办份报纸，我说办报纸必须看市场，后来就把太原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这份报纸，实际是杂志接了过来。当时的报纸也就是《都市生活》的前身叫《经济与社会发展》，这是一份全国发行的经济类刊物，与都市类媒体是不沾边的。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时间段内，当时的山西媒体竞争和运营是什么样的状态？
牛润生：当时在全山西省没有一份都市类报纸，甚至全社会都没有几份，但都在酝酿。有一个《太原晚报》的老总告诉我说，你们这样弄得我们惶惶不可终日，开了好几次会了，专门研究《都市生活》。
今传媒：当你进入《都市生活》后，了解到了《都市生活》真正的管理状况、运作状况、人员结构以及采编现状后，你的心态如何？
牛润生：刚开始创建《都市生活》，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版面定位甚至一个版面的小栏目，都是我亲自制定的，人员我负责在社会上公开招聘。我一贯的主张是只有白纸才能画出最美丽的图画，所以我招纳的人一般都是没有媒体经验的人，再经过《都市生活》这个大熔炉的锻造，让他成为媒体精英。好像这个理念一直贯穿《都市生活》始终。
今传媒：用当时记者的话说，每个长假都是一个“槛儿”，过一个假期就有可能换一任总编，你之前是否知道这种情况？当知道这种现实后你的心理状态和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牛润生：我是试刊期间的总编，而且我很快就离开了，所以这不会影响我的心态。但我知道在我走后不久，和我一起加盟的其余几个人也陆续离开了，也就是说我们几个初创人后来几乎全走了。
今传媒：你觉得《都市生活》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高层或者说股东层面的某些混乱引发整体混乱？中国民营资本进入媒体后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
牛润生：最根本的原因是背离初衷，没有从文化意义上把报纸给办起来。办报说到底就是办文化，最后越来越媚俗，就失去了它原来的定位和意义。但它绝对不是急功近利的结果，因为《都市生活》是在特定的时期办起来的，到后来，几乎不用再往里投钱就能正常运营。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日子里，你最震撼的、最困惑的、最感动的、最自豪的分别是什么？
牛润生：最震撼的是发行效果，记得有一天我们动员了1200个下岗职工，当时感觉就是一天之内《都市生活》把整个太原市都铺满了，这在太原是绝无前例的。
最困惑的是文化人之间的不配合甚至是勾心斗角。
最感动的是《都市生活》的年轻人的刻苦和敬业，他们的求知欲和胆略让人感动。再一个感动，是我第二次回去后大家对我的尊重，没有任何人表现出对我的别的看法。
最自豪的是《都市生活》的名字是我起的。我最早参与了都市类媒体品牌的确立，我最早预测到都市类媒体春天即将到来。
今传媒：有人称《都市生活》是山西媒体的黄埔军校，你认为这种现象的最深层原因是什么？
牛润生：《都市生活》宽松的用人环境，注定了一拨一拨的人在这里成长、成熟，大家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自己羽毛丰满了，这里的平台不适合干了，再一个就是《都市生活》本身存在的问题，留不住人才了。
今传媒：如果就在现在，让你再次回到《都市生活》当总编，你会对《都市生活》做什么样的定位？为什么？这种调整与你这么多年的阅历及行业浸淫是否有很大的关系？
牛润生：说真的，现在让我回去当总编，我会很胆怯，因为当时的成功，相当于在荒地上收获了第一茬庄稼，占有很多时间上的优势，现在很多东西都应该重新考虑。
但我自己还是认为新闻类周刊全国范围内很多，也做得不错，比如《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等，而山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周刊，生活类周刊更不是太坚挺，所以，《都市生活》可以在定位上适当调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民族文化整体在提高，《都市生活》必须在深层次上下功夫，不能太肤浅。
今传媒：有人认为有“靠山”的媒体都是前期代言弱势，壮大后苟合强势，而《都市生活》特有的地位注定了它必须一直代言弱势，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现在回头去看《都市生活》当时的采编及经营运作，成败、得失、是非都是什么？
牛润生：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媒体应该是以新闻为第一位的，媒体就应该关注大众关心的问题。
现在回忆起来，《都市生活》成功的地方，是它特有的用人机制，和当时相对创新的发行模式。成败得失如果要归结起来，应该归为创办者李仲年自己不懂新闻，不懂新闻也就意味者他对新闻的发展方向不能很好地把握，频繁地换人导致人心不稳。
今传媒：当你离开《都市生活》后，从各种途径传递到你跟前有关《都市生活》的变迁以及人员变动是否会引发你的某种感触？当这次我们告诉你《今传媒》所做的选题时，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牛润生：一直把《都市生活》看成是我的孩子，对他充满了怀念。每次了解到一些变动真是心疼，但又无能为力。
对这个选题我第一感觉是惊喜，原来除了我以外还有人在关心《都市生活》。
今传媒：《都市生活》作为山西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在其运行模式中，你认为最成功的是什么？它的衰落对这个行业来说所能汲取的经验与思考是什么？作为个人，你在《都市生活》的经历以及随后你的经历，对你的职业定位及职业心态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回望，你怎么样看待你在《都市生活》的这段经历？
牛润生：最成功的还是发行吧，在当时从模式和效果都开创了山西的先例，以致后来很多媒体都来模仿。在《都市生活》的经历，让我对自己更加自信，对媒体和新闻的驾驭更加成熟，也对年轻人充满了信任。
李玉忠：《都市生活》第一位任职超过半年的总编
今传媒：你是什么时间来到《都市生活》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的？在你进入《都市生活》之前你概念和印象中的《都市生活》是什么样子？
李玉忠：我是1999年3月到《都市生活》的。当时李仲年找我，说了《都市生活》的情况，希望我能到那里做事。我当时在做另一份杂志，但出于对朋友的帮忙，也基于对传媒的热爱，就答应了他。当时《都市生活》已经创办了两个多月，但市场影响还不是很大。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时间段内，当时的山西媒体竞争和运营是什么样的状态？
李玉忠：当时山西省内媒体掀起一股改革之风，许多报刊都在做都市题材，《都市生活》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诞生和发展的。
今传媒：当你进入《都市生活》后，了解到了《都市生活》真正的管理状况、运作状况、人员结构以及采编现状后，你的心态如何？
李玉忠：当时我进《都市生活》虽然是出于帮朋友忙的心态去的，但对工作还是蛮投入。此前，我对《都市生活》当时的情况大体上有一些了解，心理上也有一定准备。去了之后，我几乎访遍太原地区做都市题材的报刊，了解它们的运行状况和工作制度，同时召集《都市生活》的管理层讨论研究，根据《都市生活》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些适合《都市生活》运行发展的操作程序和工作制度、管理制度等，使《都市生活》的管理不断规范。
今传媒：用当时记者的话说，每个长假都是一个“槛儿”，过一个假期就有可能换一任总编，你之前是否知道这种情况？当知道这种现实后你的心理状态和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李玉忠：在我之前，已经换了几任执行总编。我在那里呆了半年的时间，好像还是比较长的。进《都市生活》以后，我的选择就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做新闻，不拘一格吸纳人才。当时，《生活晨报》、《山西青年报》、《山西农民报》等媒体的不少优秀人才都来到《都市生活》。根据《都市生活》的读者定位，我们找到了新闻采编的突破口，那就是紧紧围绕市民感兴趣的题材做“选题”，有时为了策划一个好的选题，召集各部主任通宵达旦开会。当时，做一次成功策划，发行量即刻就会大幅增加。
今传媒：你觉得《都市生活》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高层或者说股东层面的某些混乱引发整体混乱？中国民营资本进入媒体后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
李玉忠：人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原因。
一个媒体的发展或者衰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体制，活力是在体制下产生的。如果一个团队，没有很好的体制，再强劲的活力也会消亡。还有资金投入问题，像《都市生活》这样的媒体，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它不可能像其他报业集团那样前期高投入，经历一个时期的运作模式后再谈经营和广告。《都市生活》的注入资金模式就注定了它是一个短期行为。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日子里，你最震撼的、最困惑的、最感动的、最自豪的分别是什么？
李玉忠：我在《都市生活》感受最深的，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太有朝气了。
《都市生活》的编辑记者都是一群年轻人，每个人身上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种缺点谁都没有体现在工作上，大家的那种媒体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热情、智慧、勇气汇聚在一起，造就了一支朝气十足的团队。
今传媒：有人称《都市生活》是山西媒体的黄埔军校，你认为这种现象的最深层原因是什么？
李玉忠：当然是体制原因。发现人才，善用人才，留住人才，是一个媒体稳步发展的保证。当《都市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管理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相应的待遇和福利保障都应该跟上。如果这些支撑持续发展的理念跟不上，再强势的媒体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今传媒：如果就在现在，让你再次回到《都市生活》当总编，你会对《都市生活》做什么样的定位？为什么？这种调整与你这么多年的阅历及行业浸淫是否有很大的关系？
李玉忠：我没有考虑过，做一个媒体需要考虑它的环境问题、机制问题等等，现在对这些都没有了解和分析，也就不便说什么。
今传媒：有人认为有“靠山”的媒体都是前期代言弱势，壮大后苟合强势，而《都市生活》特有的地位注定了它必须一直代言弱势，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现在回头去看《都市生活》当时的采编及经营运作，成败、得失、是非都是什么？
李玉忠：一个媒体在生存的压力下，让它去讲品位和长远发展，很难。《都市生活》的发展，与领导的目标有很大关系，目标决定一个媒体的走向。主要决策人的目标和战略，影响着媒体的发展方向。
今传媒：当你离开《都市生活》后，从各种途径传递到你跟前有关《都市生活》的变迁以及人员变动是否会引发你的某种感触？当这次我们告诉你《今传媒》所做的选题时，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李玉忠：离开《都市生活》后，便很少关注它的发展，其中的起起落落，我不是太了解。
今传媒：《都市生活》作为山西曾经很具影响力的媒体，在其运行模式中，你认为最成功的是什么？它的衰落对这个行业来说所能汲取的经验与思考是什么？作为个人，你在《都市生活》的经历以及随后你的经历，对你的职业定位及职业心态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回望，你怎么样看待你在《都市生活》的这段经历？
李玉忠：《都市生活》曾经是一个很具发展潜力的朝气蓬勃的媒体，有一支极具活力的采编队伍，有一个宽松的自由竞争的体制。我曾经在《都市生活》工作过，我至今仍感到自豪。
柴文龙：从《都市生活》离职后唯一远离媒体的总编
今传媒：你是什么时间来到《都市生活》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的？在你进入《都市生活》之前你概念和印象中的《都市生活》是什么样子？
柴文龙：1999年的春天，我在省里一家机关类的刊物工作。单位离家不远，上下班要经过一座十二层高的楼，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进进出出，手里拿着报纸，嘴里谈论着报社的事。晚上在家，站在阳台上看到那座楼里灯光通明，知道那是某家报社的人在工作。
后来在报摊上看到了这份报纸，也就是《都市生活》。拿起翻看了一下，厚厚的一本，刊物形式，彩色封面，好像是每周两期。编辑粗糙、文字不精，但充满生机和活力，有一股闯劲在里面。这份报纸使我有了些回忆，呵呵，我是个恋旧的人，但绝对没想到会和它有关联。没过几天，一个原来同在一家报社工作的同事三番五次地极力邀请我加盟《都市生活》，他是《都市生活》的经营管理者。记得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发展状况良好，报社资本雄厚，前途一片光明，但编辑力量薄弱，我去了有用武之地。当然，许给我的待遇也是优厚的。犹豫再三，见过社长后，就加盟了。至于进报社的具体时间，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时间段内，当时的山西媒体竞争和运营是什么样的状态？
柴文龙：我觉得，多年来山西媒体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格调大多如一。官方媒体也就是所称的主流媒体很讲政治，一些行业类的报刊同样如此，都是一个地区或行业的附属物：主管部门拨钱，媒体服务上级，大的发展和经营模式就是这样。山西的报刊大多具有较深的文化底蕴，编排也很精美，但就总体而言，感觉沉闷，偶尔一些报纸办个周末刊什么的，也是小打小闹，没成了气候。印象中有些特色的，就是1993年前后办起来的《生活晨报》，同时期的《山西晚报》(不知何故，只办了一年，几年以后才复刊)，稍后些的《山西工人报》的周末刊，再有就是《都市生活》。二是格局几乎不变。一报独大，而其他映衬。当然，这是特定环境下特定的产物。各通过各的渠道下派发行，谈不上什么竞争。三是人员较少往来，文人相轻嘛，呵呵。主流媒体的人员拥有优势，比较风光；民营资本的报刊人员设备简陋，劳累奔波。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同鲁迅笔下的话，贵族家的小姐出的是香汗，下里巴人出的是臭汗。呵呵，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今传媒：当你进入《都市生活》后，了解到了《都市生活》真正的管理状况、运作状况、人员结构以及采编现状后，你的心态如何？
柴文龙：一个初生的报纸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在探索中前进，需要报社全部人员不断把握规律性的东西，使其健康成长。既来之，则安之。作为一个有一定采编经验的人，我在职责范围内努力提高报纸质量，同时努力提高采编人员素质。工作严谨、行事认真、心态平和是我一贯的风格。现在看来，当时和我共事的一些采编人员后来在新闻行业做得很出色，我很欣慰。
今传媒：用当时记者的话说，每个长假都是一个“槛儿”，过一个假期就有可能换一任总编，你之前是否知道这种情况？当知道这种现实后你的心理状态和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柴文龙：这事确实存在。我介入《都市生活》较早，在总编的位置上有近一年的时间，也算时间长的了。作为一家民营资本运营的报社，双方的选择是随时存在的。前面我说了我做人做事的原则，无愧于心就行了。不过有一点要说明一下，我介入《都市生活》是以兼职的身份，所以相对来说，这种状况对我的影响可以忽略，如果说有影响的话，影响的是刊社的发展。
今传媒：你觉得《都市生活》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高层或者说股东层面的某些混乱引发整体混乱？中国民营资本进入媒体后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
柴文龙：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和山西所有民营资本介入的报刊一样，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其中，我就经历了两家。就《都市生活》本身来说，管理层特别是采编核心层变动太快导致报纸风格混乱，质量下降，人心不稳，造成的后果是长期的。一份报纸的探索不是以管理层变动为前提的，不换脑才换人，不是想换人就换人。浮躁是要不得的。资本具有逐利的特性，与哪个行业关系不大。至于其他方面，我了解和参与的不多。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日子里，你最震撼的、最困惑的、最感动的、最自豪的分别是什么？
柴文龙：时隔已久，有些事情已经沉淀在生命的记忆中了。这“四个最”我不好回答。提几件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的事吧。一个是，《都市生活》办了一所希望小学，这在山西新闻界是首创，后来也没听说哪家新闻单位办过希望小学。我资助了1200元。还有，我忘不了山里孩子渴望的眼神以及他们国庆期间到太原市区游玩、参加五一广场升国旗的场景。要知道，他们中大多数孩子此前从来没有出过大山。还有一个是，2000年前，在迎接新千年的时候，《都市生活》出版了一个珍藏版，20页，分别用绢、陶、瓷、竹简、锰钢等20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材料印制；200位两院院士对人类的祝福签名致词；20000字对人类过去的思考和未来的展望的正文。这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耗费了我太多的精力。还好，我珍藏了一套。呵呵。从这两件事中，至少反映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一个是《都市生活》本身特有的闯劲。
今传媒：有人称《都市生活》是山西媒体的黄埔军校，你认为这种现象的最深层原因是什么？
柴文龙：这种说法我不清楚。好像还有人称呼另一家报社是山西媒体的黄埔军校。无论哪一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现象的存在。我认为，作为一家媒体，人员的合理流动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但这种流动应是有序的，是在不断地把人员结构调整到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流动，绝不能把报社变成优秀人才的跳板和临时的驿站。所以，对报社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和新生阶段的《都市生活》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用人才的机制，有效且长效的机制，有一个比其他报社更有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平台。
今传媒：如果就在现在，让你再次回到《都市生活》当总编，你会对《都市生活》做什么样的定位？为什么？这种调整与你这么多年的阅历及行业浸淫是否有很大的关系？
柴文龙：我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新闻始终是年轻人的事业。我已近四十，虽然不算太老，但也不敢确定还适合不适合当总编。如果的话，我将重新面对一个新生的事物，毕竟时代和环境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这需要一些时间研究后确定。
今传媒：有人认为有“靠山”的媒体都是前期代言弱势，壮大后苟合强势，而《都市生活》特有的地位注定了它必须一直代言弱势，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现在回头去看《都市生活》当时的采编及经营运作，成败、得失、是非都是什么？
柴文龙：这种说法我有些不理解。在我看来，媒体反映的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满足的是人民群众文化方面多层面的需要。没有受众也就是读者群，你办的媒体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至于强势和弱势，是相对而言的，也是在一定条件下转换的。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必然是每一家媒体都关注的，只是关注的程度不同罢了。就《都市生活》来说，敢于鞭挞社会丑恶，敢于表达百姓心声，是值得赞许的，也是每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应当做到的。其他方面，不便多言，至少采编是取得了一些进步。
今传媒：当你离开《都市生活》后，从各种途径传递到你跟前有关《都市生活》的变迁以及人员变动是否会引发你的某种感触？当这次我们告诉你《今传媒》所做的选题时，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柴文龙：感触是有的，这种感触因时间的推移而有些许的变化。最大的感触就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因为，我也曾是新闻人。这里，我只想说，为之付出的，是无悔。
李宏刚：《都市生活》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编
今传媒：你是什么时间来到《都市生活》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的？在你进入《都市生活》之前你概念和印象中的《都市生活》是什么样子？
李宏刚：2001年3月的时候，我在《三秦都市报》任职。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太原都市生活周刊社的负责人宋旭东。两人闲聊，中间他拿出《都市生活》让我看，问对刊物的印象及一些栏目、稿件的感觉。我就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后来两人就聊及西安报业的竞争、报社采编运作体系等等。当时认为是同行之间的交流，也就瞎聊而已。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宋旭东从太原给我打电话，问我愿意不愿意到《都市生活》当执行总编，当时我都愣了。
在去太原之前，对《都市生活》的所有感觉，就是来自宋旭东给我看的几份刊物，以及宋旭东零散给我的介绍。当时在我的概念中，《都市生活》在太原新闻界很“生猛”，经营状况很好，人员队伍很强大，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突破与上升。当时也很有疑问，就是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换执行总编？等等。这个时候正临近五一，宋旭东让去太原看看，想想也是，去看看无妨。就这样，2001年的五一我就到了太原。
到达太原的当天，《都市生活》正在南宫广场搞活动，声势很大。我也在太原做了一些调查，包括问了许多市民及报刊亭，证实《都市生活》在太原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和宋旭东进行详谈，两人谈得很投机，就决定去了。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时间段内，当时的山西媒体竞争和运营是什么样的状态？
李宏刚：说实话，当时感觉太原的媒体运作水平，包括采编、经营等方面和西安的媒体比起来，落后不少于五年。这个时候，山西的媒体正是积极学习外地媒体运作经验，积极进行自我改革、改良的时段。
今传媒：用当时记者的话说，每个长假都是一个“槛儿”，过一个假期就有可能换一任总编，你之前是否知道这种情况？当知道这种现实后你的心理状态和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当你进入《都市生活》后，了解到了《都市生活》真正的管理状况、运作状况、人员结构以及采编现状后，你的心态如何？
李宏刚：我一直感觉自己反应慢半拍。比如当时去太原的时候，对《都市生活》内部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多少了解，可以说只是看到《都市生活》在山西市场很强势才感觉自己去了有施展的空间。我是到位后才知道许多内部情况，包括才知道我之前更换了十一任执行总编。在到位之前，我只是问过为什么要撤换我的前任，竟然没有想到在此之前还有十位，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很震惊。再深入了解内部各部门情况后，发现，《都市生活》就好比一艘豪华气派的船，船体已经有缝，这艘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飘荡，能否到达终点，不知道。
但上了船，下船就不容易了，一则有承诺，二则也有个脸面问题。但当时自己有一个优势，就是年龄。年龄对我来意味着两点：一是我不能把自己的牌子做倒了，二是我还经得起折腾，大不了多一份阅历而已，这份阅历也是难得的。正是这种心态，自己反倒很淡然了，尽力做好事情就是一切，至于其他，既然不由己，一切随缘。
今传媒：你觉得《都市生活》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高层或者说股东层面的某些混乱引发整体混乱？中国民营资本进入媒体后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
李宏刚：《都市生活》走向衰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体制，而这种体制是由股东制造的。股东层面的混乱，传递到下面的时候就会带来更多的混乱，使得一个群体无所适从疑问丛生。一艘再好的船，如果不断有人扯动帆，船是不会很好很快很稳地驶达目的地的。这不能说是民营资本进入媒体后的急功近利，而是人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而不是其他。实际上，《都市生活》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后，与急功近利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了，而剩下人的问题了。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日子里，你最震撼的、最困惑的、最感动的、最自豪的分别是什么？
李宏刚：一切的曾经都已经淡然，当年的壮怀激烈也已经沉淀。多年已经不多想这些，时间已经让一切归于沉默。只是，曾经在《都市生活》里面的一切已经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我自己。当年《都市生活》股东层面有纷争的时候，同事们迥然不同平常的表现，让我不是一般的震撼，这种震撼让我思考了许多东西，也直接使我决定在诸位先生正式变脸开吵前离开《都市生活》。我所欣慰的是，自己所在时期是《都市生活》进入鼎盛的时期，自己也创造了《都市生活》执行总编在职时间最长的记录。很怀念曾经的许多战友，他们的努力、勤奋、坦诚以及善良，让我至今时不时感动。
今传媒：有人称《都市生活》是山西媒体的黄埔军校，你认为这种现象的最深层原因是什么？
李宏刚：人员的流动是正常的，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必需的，但当人才大规模流动的时候它的背后必然有异常。《都市生活》之所以成为山西媒体的黄埔军校，是因为它的动荡或者说不稳定，这种不稳定让人才找不到归宿感。资本与传媒“联姻”，带来激情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躁动，而躁动会引发一些紊乱或生理失调。
今传媒：如果就在现在，让你再次回到《都市生活》当总编，你会对《都市生活》做什么样的定位？为什么？这种调整与你这么多年的阅历及行业浸淫是否有很大的关系？
李宏刚：我已经离开太原多年，对《都市生活》之后的状况也知之甚少。一个媒体的定位需要结合它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所在区域媒体竞争的环境与状况来确定。
今传媒：有人认为有“靠山”的媒体都是前期代言弱势，壮大后苟合强势，而《都市生活》特有的地位注定了它必须一直代言弱势，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现在回头去看《都市生活》当时的采编及经营运作，成败、得失、是非都是什么？
李宏刚：媒体代言弱势，是媒体的责任感决定的；媒体传递强势群体的信息，是媒体本身的传播性质所需求的。《都市生活》在很长时间里代言弱势，是因为它的市场策略。这些都与“靠山”没有多大关系，而在于策略。
《都市生活》当年做了许多有轰动效应的新闻，在经营上也是战绩辉煌，这与它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有关。成败得失我认为都源于四个字：与时俱进。
今传媒：当你离开《都市生活》后，从各种途径传递到你跟前有关《都市生活》的变迁以及人员变动是否会引发你的某种感触？当这次我们告诉你《今传媒》所做的选题时，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李宏刚：每次听到有关《都市生活》的消息时，我总有一种沧桑的感觉。物是人非，聚散无常，传媒这个江湖上有太多的悲喜与无言。
应该多报道一些传媒人物及媒体的悲喜与沉浮，不要一提及传媒就板起面孔充当学者，或不食烟火。
今传媒：《都市生活》作为山西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在其运行模式中，你认为最成功的是什么？她的衰落对这个行业来说所能汲取的经验与思考是什么？作为个人，你在《都市生活》的经历以及随后你的经历，对你的职业定位及职业心态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回望，你怎么样看待你在《都市生活》的这段经历？
李宏刚：《都市生活》市场操作的许多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它的衰落和它的辉煌一样，有许多细节和不可思议。我感觉，如果一个单位没有一个目标明确、领导有力、包容兼顾的领导人或者领导层，一切都是奢谈。
《都市生活》对我来说，是我真正起步成长的地方。无论何时何地，我对它，及曾经的所有同事充满感恩。曾经的一切都让我学会理解，并逐渐包容。
李建基：《都市生活》现任总编
今传媒：你是什么时间来到《都市生活》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的？在你进入《都市生活》之前你概念和印象中的《都市生活》是什么样子？
李建基：《都市生活》现任班子是由主办单位太原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任，经市委宣传部正式任命于2004年7月1日成立的。《都市生活》是山西省有影响力的平面媒体，虽然有许多困难，但我对她充满希望和期待。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时间段内，当时的山西媒体竞争和运营是什么样的状态？
李建基：简单地说，当时的山西媒体处在起步和成熟阶段，或着说从无序到有序阶段。
今传媒：当你进入《都市生活》后，了解到了《都市生活》真正的管理状况、运作状况、人员结构以及采编现状后，你的心态如何？
李建基：感觉自己困难和希望并存。
今传媒：用当时记者的话说，每个长假都是一个“槛儿”，过一个假期就有可能换一任总编，你之前是否知道这种情况？这是不是你改变《都市生活》办报理念和运营风格的主要原因？
李建基：我进来后，不管以前有多少改变，至少两点没有变，第一主办方太原市经济研究中心没有变，第二，刊物的风格定位没变，这两者不变，不管其他有什么变化，都不会给我造成多大影响。我和前任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今传媒：你觉得《都市生活》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高层或者说股东层面的某些混乱引发整体混乱？中国民营资本进入媒体后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
李建基：《都市生活》没有走向衰落，只能说处在困难时期，而且困难不少。主要原因，一个创新不够，我说的创新是全面的创新，不是单纯的新闻方面的创新，也就是说没有与时俱进。再一个，就是没有及时调整自己所处的位置，原来的《都市生活》所处的位置，是人家的，现在人家来了，好，你该让位了，《都市生活》市场就萎缩了。
我始终认为《都市生活》是有前途的，要解读《都市生活》，就必须把都市和生活分开，都市本身就代表主流文化，而生活，又是多元化的，群众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时《都市生活》切入到民生里面去，就会有好的出路。
今传媒：你在《都市生活》的日子里，你最震撼的、最困惑的、最感动的、最自豪的分别是什么？
李建基：很多，一言难尽。
今传媒：有人称《都市生活》是山西媒体的黄埔军校，你认为这种现象的最深层原因是什么？
李建基：在《都市生活》之前，山西的媒体在用人上都不灵活，相对来说，只有《都市生活》的用人机制最灵活，因此吸纳了许多有想法抱负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是在具体的用人当中，给人员的空间比较大，这就造成了员工成长快，最初，《都市生活》的人才流动有一定的优势，但现在这种优势已经没有了。与强势媒体比较，已形成差距。
今传媒：你现在对《都市生活》做什么样的定位？你觉得这种定位是最适合《都市生活》的吗？为什么4年了，《都市生活》依然处于困境？
李建基：《都市生活》要做好，采编要围绕两条线，一是情感，人哪怕是恶棍，在情感上都是脆弱的，二是成长，所有人都想发财，所有人都想成功，这两条是没有地域的。这两条要做好了，就会有市场。
现在《都市生活》之所以还处于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资金。管理思路是有的，落实很难。
今传媒：有人认为有“靠山”的媒体都是前期代言弱势，壮大后苟合强势，而《都市生活》特有的地位注定了它必须一直代言弱势，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现在回头去看《都市生活》当时的采编及经营运作，成败、得失、是非都是什么？
李建基：这句话不对，“有‘靠山’的媒体都是前期代言弱势，壮大后苟合强势，”不是这么回事，不能用强势和弱势来讲，强势和弱势分别是什么，强势是什么？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把社会的某些问题揭露出来，就是代言弱势？俗文化是强势，雅文化是弱势？媒体来讲，在任何国家，都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代言的话，一定代言老百姓，媒体必须追求真实，强势为什么就要苟合呢？主流媒体是强势还是弱势？
今传媒：当这次我们告诉你《今传媒》所做的选题时，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李建基：第一反应，没必要，等你把所有媒体或者说都市类媒体都了解了，你就会发现这个选题没法做。大凡一个选题做出来都应该对人有所启发，你这个选题做出来能启发谁？中国的媒体没有复制性，都市类的媒体为什么开始徘徊，就是模仿的结果，你做新闻，我做新闻，你加厚我加厚，出来都是一样，但武汉的成都的太原的读者需求是一样的吗？老百姓关心的事是一样的吗？为什么出来的报纸都是一样的？而且，大家都在谈都市类报纸，那到底什么是都市类报纸，恐怕谁都说不清楚，那都市类报纸到底是什么呢？除了党的相关报，剩下的全是都市类报纸？
今传媒：《都市生活》曾经作为山西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在其运行模式中，你认为最成功的是什么？它的衰落对这个行业来说所能汲取的经验与思考是什么？
李建基：《都市生活》成功的原因是，创新、立异，照此走下去，顺应市场潮流，满足读者需求，《都市生活》就会有前途，就能发展起来。
刘继兴：《都市生活》前常务副社长
1999年夏天，在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都市生活》的经营投资人李仲年在他并不宽敞的办公室约见了我，要我来负责《都市生活》的整体经营。
李仲年是个慧眼独具的人，他敏锐地把握住了市场上缺乏都市类媒体的机会，创办了面向市民生活、指导日常消费、引领发展潮流的《都市生活》，首开山西都市报刊之先河，创一纸风行、满城争阅之文化奇迹。此前，他就成功地参与创办了一份在全国发行量很大的文摘类报纸。
其时，我是一家地市党报的广告部主任。我是这家党报的编制内人员，先后当过记者、编辑、总编室负责人，曾创一年内发稿641篇的记录。1998年初，28岁的我成为报社广告部主任，是山西省媒体中最年轻的广告负责人，大幅度超额完成了1998年度的报社广告创收任务。1999年度，我又如愿以偿地成为报社广告的第二轮承包人，广告创收工作开展得比上一年度更有声有色。
正因为如此，我才引起了创刊不久的《都市生活》领导层的注意。
当时进《都市生活》，是招聘体制，没有铁饭碗的保障。取舍之间，我思想上确实非常矛盾。因为如此一来，我原来单位的铁饭碗就得放弃了。况且我已干到中层的管理岗位了，继续干下去，无疑是前途无量的。家里的人也不赞成我去纯市场化的媒体去干，总觉得没什么保障。确实，党报作为市委机关报与党的喉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位，日子非常好过，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在地方上很有权威，从业人员无不扬眉吐气，社会上几乎人人都买账。而《都市生活》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泡在市场里，在搏击商海中求生存和发展，当时很少有人对其前途抱乐观态度。
但我很看好《都市生活》作为山西省第一份都市报刊的前景。作为市场化操作的新媒体，《都市生活》的经营宗旨是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广大老百姓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其版式之新潮、新闻冲击力之强、可读性之高、资讯信息量之大，对我这个年轻的老报人来说，确实颇具诱惑力。同时它还是全省第一份彩色印刷的纸质媒体，是全省第一份厚报。
就这样犹豫了两个多月。
我经过三个月的思想斗争，终于痛下决心，于1999年9月1日走马上任了，担任编委、广告部主任，全力主抓《都市生活》的整体经营。记得我到位时，《都市生活》的工作人员已有一百人之多了。而我是唯一从党报阵营过来的，也是当时《都市生活》所有从业人员中唯一毕业于全国重点大学的。毕竟是新生事物，抱传统媒体铁饭碗的人对之只是观望，很少有敢于辞职来这里发展的。
我在原报社的1999年度的广告承包由于我的离职只得中止，我就此损失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但我想反正自己年轻，多些人生阅历应该是好事，何况是来整体操盘全省的第一份都市类媒体。尽管当时感到压力很大，但更多的是动力，是决心大干一番、大展宏图的冲天豪情！
当时《都市生活》正式创刊整八个月，广告量刚有起色，但都是鸡零狗碎的小广告，没有大的品牌。经营管理也比较混乱，好些事情运作起来没有章法。我到任后，马上多管齐下后，果然立竿见影，很快便出现了好几个专攻大客户的王牌业务员，中国移动、电信、联通、海尔、长虹等大客户都认可了《都市生活》，成了长年合作的客户。这些大客户的介入，标志着《都市生活》已成为山西省市场上引领消费的主流媒体。
由于《都市生活》是山西省第一份都市类媒体，当时全省广告代理尚未成熟，所以我们就大力发展广告业务员，大搞人海战术，最高峰时曾拥有稳定的广告业务员83人。大力开展拓展广告业务的“扫街行动”，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我到位后的第四个月，即1999年12月，每期的报纸版面上洋溢着丰收的气象，当月广告收入52万元，远远超过同城其他媒体，《都市生活》一跃成为山西省仅次于《太原晚报》的平面媒体，并且这一优势保持了有近两年的时间。这月的月底，社里召开工作总结大会，李仲年激动地宣布：《都市生活》从此站起来了！
当时，我感到市场潜力较大，就决定扩充版面，加大抢占市场的力度。在我的主持下，《都市生活》由原来的24个版扩展成40个版。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一招。《都市生活》当时的一大亮点是分类广告，也是一大卖点。我刚上任时，分类广告大都是免费刊登，几乎没什么收入，一个整版只能交回区区100元的收入。我采取了“放水养鱼”的战略，实行了大承包，只要交够报社核定的任务，剩余部分都归承包人所有。很快就使《都市生活》成了全省分类广告最多收入最高的媒体。一年后，仅分类一项就为单位纯收入120万元，在当时实属奇迹。
每天下午下班时分，所有的广告业务员就陆续回到广告部办公室，大家兴高采烈，都不愿早回家。每晚都聚餐，谁当天的业务多谁做东。多则四十余人，少则也有二十多人，聚餐时点的都是便宜菜肴，但酒是必不可少的，好几次都把我喝得大醉。现在这些人见到我，对当年的天天聚餐仍念念不忘，认为是人生难得之幸事。
多情自古伤离别。光阴荏苒，到2000年12月，我不得不和《都市生活》说再见了。缘起《都市生活》的经营投资人李仲年在北京有了新项目，带上我一起去北京闯天下。此后，我也顺路回过几次《都市生活》，但已是局外人了，眼前有了不少新面孔，老员工很少了，一时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感慨！
再后来，逐渐传来《都市生活》江河日下的消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苦苦支撑，早已风光不再。闻之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我对之感情很深，是我呕心沥血奋斗过的地方啊。那里洒有我青春的汗水，那里有曾和我并肩作战的兄弟姐妹们。
人世几回伤往事。《都市生活》曾经在山西省的媒体中十分风光，笑傲江湖，其辉煌历史令当时的从业者都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它之所以一直在低谷徘徊，低下曾经高昂的头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市场变化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原因(如人才流失过于严重，被同行们称之为“黄埔军校”)，但更多的是后期整体战略决策的失误。我认为最遗憾的是，《都市生活》错失了最好的发展机遇，当时应该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趁热打铁，不断巩固与提升市场占有份额，使自己能游刃有余地立于不败之地。可惜后来决策层变动太快，政策不能稳定与延续，不能及时与时俱进与不断创新，给了《山西晚报》(当时山西晚报根本无法与《都市生活》抗衡，收入远不及《都市生活》)等后起之秀很大的发展空间，相当于拱手让出了市场。
往事并不如烟，回首历程令人感慨万千！但愿现在的《都市生活》能有回天之力，实现伟大复兴，重拾当年之辉煌，切不可出现“无可奈何花落去”之不幸结局，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王建设：《都市生活》主办单位负责人
今传媒：《都市生活》上市前，你们做了怎样的筹备？你们最初的设想和远景是什么？当第一份《都市生活》上市的时候，当《都市生活》公开称“山西暨太原市报刊零售量第二位”的时候您的心态是什么？
王建设：(太原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都市生活》1998年10月份试刊，1999年1月份创刊。当时，《都市生活》的前身《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全国性的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刊物，当时接连换了4任总编，但仍然亏损严重，成了单位一个沉重的包袱。
李仲年和市委的一些同事就刊物的合作来单位与我们探讨。听了他们提供的信息和合作的意向，我们可以说是眼前一亮，但还是充满担忧。经济类刊物转都市类刊物，有关部门能不能允许，领导是不是认可，我们心里没有谱。但我和另一个主任根据当时的市场分析，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经请示分管副市长和主管的市委宣传部后，大胆地进行了尝试。试刊的过程也是被大家承认的过程，试刊两次，效果还比较理想，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大，大家心里有了底。1999年1月1日，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省新闻出版局批准，《都市生活》正式创刊。
最初的设想是办成既能为市委市政府服务，又能让市民(读者)喜爱的报纸，当时拟订了很完整的办刊宗旨，只可惜我现在手头找不到这些文件了。
《都市生活》试刊，当时的发行量，第一期就卖了4.9万份，第二期卖了7.2万份，到1999年中期的时候，已经稳定发行到了6万份，仅次于《太原晚报》，处太原第二的位置。当时设立了四五十个发行站，安排了1200多个下岗职工。不可否认，《都市生活》对安排下岗职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都市生活》还出了几期专刊和号外。反应都挺好，这些至今我还是挺自豪的。
今传媒：如果让您把《都市生活》的发展分成几个阶段的话，您如何分？为什么？
王建设：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99年以前，属于创业时期；1999-2003年，这是鼎盛发展时期；2003年以后，属于波动发展时期。这主要是按《都市生活》在社会上的影响来分的。
今传媒：您亲身经历了《都市生活》由初创到鼎盛再到波动的过程，您认为，导致《都市生活》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王建设(太原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都市类刊物现在我们看来，我们办《都市生活》还是成功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至于现在面临困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管理层和主办单位的监管不到位，这是一大失误。当然，这里面有我的很多责任；
二是铺的摊子太大了，对困难估计不足。
第三，太原市几乎一夜之间兴起很多报纸，对《都市生活》的冲击太大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投资问题。山西的好多报纸，比如《现代消费导报》、《三晋都市报》等等，都有大的老板投资，而《都市生活》的后续投资明显不足。
今传媒：《都市生活》创刊后的这几年，做了许多在山西省来说具有轰动和标志性的新闻，您一直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承受这种压力的动力和支撑是什么？《都市生活》转型不再做新闻后，对您是解脱吗？
王建设：确实，《都市生活》创刊后的这几年，做了许多在山西省来说具有轰动和标志性的新闻。但做的多了，难免有些问题。如何严守新闻报道纪律成了我当时最大的压力。《都市生活》不做新闻了，我的压力自然就变小了，但是刊物的影响力也相应变小了。
今传媒：《都市生活》在人员变动方面不是一般的频繁，两年换了11任总编。在这种让许多人吃惊的人员变动中，您当时是什么态度？您是怎么看待这种频繁的变动的？
王建设：这当然很不正常，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换一个总编，就会导致下面很多人走，无形中造成人才流失。现在山西省甚至北京有好多地方的人都是从《都市生活》走出去的，但是我们无法自豪，因为走了的都是人才啊。
今传媒：《都市生活》股东之间的纷争众人皆知但是都不知究竟。你怎么看待股东之间的纷争？在股东纷争的时候，您是怎么对待与处理的？您认为这种纷争，对《都市生活》的影响是什么？
王建设：《都市生活》没有实行股份化，也没有股东。但确实存在一些人事方面的矛盾，这很正常，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会有矛盾存在。但有时矛盾处理的不够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是我的责任。这种矛盾最直接的后果是人员变动，上面的领导一变，下面的编辑记者也跟着动，直接导致了《都市生活》的人心不稳，和人才流失。
今传媒：您怎么么评价李仲年社长时期的《都市生活》？
王建设：主办人李仲年是个很敬业的人，也是个做事情的人。他在《都市生活》的时候，《都市生活》发展很快，也很平稳。
现在回顾，《都市生活》虽然风风雨雨，但确实为太原人民做了好事，为太原市委、市政府再就业方面，在媒体探索方面都做了一定的贡献。（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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