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池街还在，但仍然没有鱼

　　黄广斌，《都市生活》试刊时期的编辑部主任，1999年4月离开。现任《三晋都市报》记者。

　　太原市旱西门有条约一里长的南北小街，名曰：鱼池街。相传，当年，从这里游至黄河的鱼都跃过了龙门。但是，现在这里既没有鱼池，更谈不上有鱼。

　　我不知道是不是宿命，从这里诞生的《都市生活》在辉煌几年后归于沉寂，像极了这条名噪一时的鱼池街。

　　1998年10月下旬的一天，天气晴空万里，一如我的心情。如约来到鱼池街最高层12层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激动。那时的媒体氛围远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宽松和容纳。对我来说，要脱离公职，跻身媒体是需要勇气的。但既然说服了自己，就等于选择了无悔。

　　在这里，我见到了《都市生活》的创始人、投资人李仲年先生。这是一个约40岁的中年男子，身躯高大、面色黝黑，但非常热情，开口就露出一口黄牙，看了简历后就说：“你去负责编辑部吧。你到旁边见一见贺总，具体安排一下。”内心准备的无数个“答招聘人问”的问题一个也没用上。我在欣喜自己被任用的同时，又增加了那么一丝惆怅。后来在跟同事聊天时我才了解到，类似心情的人不止我一个。也同时明白，不是我当时的简历制作的多完美，也不是我的经历多适合这份工作，只是《都市生活》最初的用人原则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能干你就上。”

　　一个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面前是许多版面设计的稿样。贺总名叫海毅，负责即将创刊的《都市生活》编辑工作。在与他交谈的半个小时里得知，他原为《山西工人报》编委、“周末版”(星期天)负责人。

　　我按照贺的安排，次日上任编辑部负责人。但是一个偌大的房间没有人，只有几张桌子。不过，陆续有人到这里报名，我和负责编务的李副总编进行人员选拔。记得，参加选拔的应聘者都非常谦虚、实在，没有时下一些学生自己编制的所谓“推荐书”，仅有一个毕业证(学位证)、一个身份证，然后就如实填表，没有人打招呼，也没有人递条子。先后有十几人被选拔，然后，由办公室一个姓郑的美女通知大家上岗。

　　想到太原市第一份都市类媒体将从自己手里诞生，大家的激情空前喷涌。连续不断地出样、试版，没有白天晚上。作为编辑部主任的我当然比大家更辛苦一些，等大家下班后，我才开始在办公室观看版样，去劣保褒，再重新设计。一直到环卫工人开始打扫卫生，才在旁边简陋的宿舍休息。记得那时，家在外地的小郝、小贾已经睡醒一觉，惊动之下迷迷糊糊地问：“黄主任，你还没有睡呀？”

　　这样的日子延续了一个多月，到12月正式开始试刊。当大家手捧带着墨香的《都市生活》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当时的自豪：当时北京华联刚入住太原，第一家在店解放北路店开业，他们的商品信息也上了《都市生活》购物版。读者对《都市生活》的肯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然而，兴奋不到半个月，正在大家热火朝天干活的时候，社长通知开会，就一条：换总编。虽然新换的总编以及他带来的人进来以后，充实了办报力量，对这个刚刚诞生的周刊制度建设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好的风气，那就是这些所谓从机关进来的人员，将一种文化单位应有的业务交流上升为“政治权力”的斗争。记得在一次业务会上，从不同单位过来的两个领导，竟然当场抛开紧迫的版面安排、稿件采访等不提，开始争吵所分管业务的界限和职权范围。

　　到1999年2月以后，刚刚诞生不久的《都市生活》虽然实现了发行和广告的增长，但内部管理始终混乱。原本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变成了充满权术和狡诈的权力场，一些亲手参与了这份刊物创办的人不得不离开这里。

　　1999年4月，又经历了一次班子人员变动，一些能言善辩者开始拿着自己所谓的“办报思路”进入，而曾经一些脚踏实地将报纸逐步办起来的“元老”开始被架空、被抛弃。在这种局面下，我也再无法寻觅当初的激情，不得不离开了。

　　十年后的今天，回顾过去的这段经历，内心已经十分淡然了，然而，关于《都市生活》种种话题仍时常能够听到。

　　我总是在想，如果《都市生活》一开始就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领导机制，没有那种无休止的人员变动；如果领导在用人上面能更知人善任一些，至少能用懂业务的中层领导；如果领导从最初的定位上就坚定一些，不任由执行总编把这里当成自留地。

　　然而，现实从来不承认假设，所有的假设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无法想象，一份最高发行量十多万份的报纸，沦落到今天的几千份。

　　鱼池街如今还在，但仍然没有鱼，也没有一家媒体再在那里安家。

　　含泪回头的瞬间，走得黯然失色

　　依然，年逾不惑的汉子，《都市生活》里唯一的四川人。1998年岁末进入《都市生活》做记者，足迹曾遍及三晋大地的每一个县城。现居四川，专栏作家、职业撰稿人。

　　听到《今传媒》杂志准备做一期关于《都市生活》周刊兴衰的专题，说实话，我感到意外。如果不是约稿编辑恰巧是当年刊社的同事，我想我会以为自己听力出了问题。作为三晋大地第一家都市类媒体，《都市生活》曾经拥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即使最终因为人为的原因，它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甚至逐渐暗淡，但对于我们这些曾经为它“浴血奋战”的人来说，它永远光彩着，只是，那份光彩已经从现实走进我们的记忆和心灵。

　　《都市生活》是我在山西的大部分记忆，但《都市生活》却令我付出了我那些年几乎所有的情感。我对编辑小杨说：2000字太少，难以承载我对她的怀念。在请示了杂志总编后，小杨告诉我“尽情写”。兴奋了片刻之后，我还是决定放弃天马行空的冲动。毕竟我知道，那些与我一般对这份报纸拥有着特殊情怀的同事们，他们也同样与我一样拥有着想说的激越和冲动。还在报社时，一些同事就给我开玩笑地说过：别把有限的版面当你家自留地了。我不记得曾经是否有过占据版面的“成就感”，但我承认我的确生出过占据所有版面讲述我和她之间所有故事的念头。记得去年陪妻子去山西时，即使那样匆忙，我仍坚持带她去看了报社旧址。妻子说：我能看出你望她时的激动。妻子是局外人尚且如此，那些与我有着相同感受的人呢？他们该有多少的激动需要书写啊。

　　《都市生活》已经成为过往，那些一起摸爬滚打的同事虽然大多依旧在传媒张扬着特有的个性和智慧，但我们都十分清楚，仿佛一段失却多年的初恋，当我们终于在某一天重逢时，那份本以为淡忘的情感总会突然之间跳出我们的心灵，然后五味杂陈地问一声：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老大”是我们对报纸的创始人李仲年的称谓，严格来说，我从来不觉得老大是一个真正的新闻人，但他绝对拥有强烈的政治敏感和新闻嗅觉。“奇拳怪招”几乎是那些年我对老大最基本的认识。

　　1999年初夏，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进入我们的视线――公车私用。一些读者也纷纷打电话反映公车出现在婚丧嫁娶的私人活动中。同样做婚丧嫁娶场面里的公车，显然有点抄袭之嫌，那做什么才能体现与众不同呢？

　　那个下午气温突然很高，没有开空调的办公室烟雾缭绕，《都市生活》的选题讨论会几乎一直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展开的，包括老大在内的所有人，以各种不同的坐姿或站姿表达着各自不同的意见。“做娱乐场所”。在选题的确立上，老大从未武断过，即使由他提议的选题也必须经过大多数认可，并讨论出绝对可行的方案才能确定。

　　那应该是《都市生活》始创以来的首次全民动员，除几个内勤外所有采编人员包括老大本人都同时齐集报社。所有人按照太原市娱乐场所的分布被划分为几个组,准确详细地实录娱乐场所的公车数量以及停靠时段，每一个车牌号都不能有误。

　　作为社长的老大也跟着我们一同前往。每到一个目标，我就下车走到那些停靠在歌厅门前的公车旁，然后拿出手机逐个将车牌念给车上的老大，再由他复述给负责记录的其他人……

　　那个晚上回到家里已经是午夜，可为了赶在次日出报，所有人都必须将具体的数字做成稿子。这在《都市生活》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往往为了等待临时新闻，很多人甚至选择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过夜。

　　那次报道反响空前强烈。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见报的当天，一些类似“是不是不想办了”的责问就传到老大电话里。我原以为老大会将别人的愤怒转嫁给我们，可事实是，他没有。虽然我们都知道，那样一次行动不仅充分体现了整个报社的团队精神，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读者心目中固有的形象，但我们毕竟让老大背了黑锅。

　　1999年岁末，我们相继接到群众举报，在太原市万柏林区聚集着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诈骗团伙，已经有不少市民上当受骗。

　　凭借对现有线索的分析，我们很快确定这里面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但怎么去获取这些东西一时却有点不知所措。“除非我们的人能够进去。”但卧底采访对于整个报社来说没有先例。总编用疑问的眼神扫了我们一眼，我似乎可以清楚地读出那眼神中的意味：“谁敢去？”

　　“我去，我带两个人去。”我胆子并不大，但眼看着一个明知巨猛的报料丢失绝对不是一个新闻从业者的态度。领导们在听取了我的行动步骤后，都觉得不妨一试。

　　当天下午，我身边多了两个随从，一个是老耿，一个是小田。老耿属于那种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女性，如果不是担心小女孩们的安全，加上她主动要求，我是肯定不会让她扮我的妻子的；小田平时就十分机灵，往往一个眼神他就能心领神会，带这样的“小弟”出门，我多少有些安全感。那是一个很背街的小区，没有围墙的阻拦让门前显得异常开阔。我分别交代了三人的详细任务后，让老耿敲开了一扇小门。屋内，墙上挂满这个组织创始人的照片，照片上那个男人的头顶闪烁着眩目的金光。作为新闻人我们很清楚，对于某些领域再三的慎重都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麻烦，在那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点一筹莫展，我们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与那帮人纠缠起来。

　　小田示意我任务完成后，我非常肯定地对老耿说：明天我就不来了，你自己拿着钱过来吧。其实这就该结束了，老耿意犹未尽，生生说出一句：拿那么多钱，你要让小田陪我哟。从那以后，我一直叫老耿是“前妻”，说实话，即使是用挑剔的眼光看，老耿也是合格的“妻子候选人”。

　　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领导们立即通知了有关部门，万柏林区公安工商等部门立即组成了专案组。几个月后，在庭审现场我们得知，那是山西警方破获的建国以来最大一起金融诈骗案。

　　很长时间来，我一直试图找寻当初离开《都市生活》的理由，同时也希望找到这份报纸是怎样从如日中天的盛景中突然衰落下去的原因。我始终相信，看上去截然不同的两个原因其实质只有一个，对于那些曾经如此爱戴《都市生活》，甚至把热情和智慧都交付她的同事们而言，衰落和离开几乎是同时的。

　　在我就职《都市生活》的短短时间内，由于众多未知和已知的原因，《都市生活》相继更换了6任主编。这在报业来说无疑是罕见的现象，频繁的主编更替使得整个报社常常处于一种急需适应的不安状态中。尤其是到了2000年岁末，由于原报社创始人远赴京城发展，仿佛一夜之间……人心涣散成了那个时间《都市生活》最直接的写照。在2000年下半年，不断有人选择了离开，即使他们或多或少都表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留恋。与渐渐暗淡的氛围相比，未来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显得更加重要。

　　无庸置疑，我以及我身边的每一个同事，对于这份我们倾注心血的报纸充满了热爱和不舍。可我们终究选择了离开，选择了在含泪回头的瞬间，走得黯然失色……

　　来去转身间，渐远，却走不出心底

　　王芳，2000年4月离开家乡加盟《都市生活》广告部，同年6月调入采编部。2003年11月离开《都市生活》。现任《三晋都市报》编辑。

　　我想，我该感谢《都市生活》，这是每次触及《都市生活》时我总要有的心情，而且这种心情在远离《都市生活》的日子里愈来愈强烈。来去间，是《都市生活》让我从遥远的吕梁山区来到省城结婚生子，成就了我的未来；转身间，是《都市生活》让我从新闻边缘走进了真正的新闻圈，成就了我的梦想。

　　1999年冬日的某一天，我在太原见到了曾经是我的主任、后来被《都市生活》挖去当广告部主任的刘继兴，也见到了那群快乐而自信的《都市生活》广告业务员。从那会儿开始，当时还在吕梁一家报社工作的我就对太原、对《都市生活》充满了向往。刘说你来太原吧，我说要去的话，我更想做记者或编辑，刘说他尽量……就这样，2000年的3月，拎了点简单的行李，我就到《都市生活》上班了。

　　上午报到，中午时我就在太原有了个窝――我被安排到《都市生活》的单身宿舍，被褥床单都是刊社给提供的。而且令我欣慰的是――我的下铺是我曾经的同事小田。第二天，我就和小田搭伙跑业务了，因为刘说去采编要等机会。骑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辆破自行车，第一次跟小田去的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卖空调的客户那里，我觉得好远好远，小田却说，改天去太钢跑跑你就知道太原有多大了！果然，在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骑四五个小时的自行车跑业务，累，并快乐着。我也日渐对太原熟悉起来……虽然跑业务收入颇丰，但我更想去做一名记者或是编辑，3个月后，我从广告部调到采编中心，做起了旅游版的编辑，后来辗转于家装、时尚、房产、理财版等。虽说是做专刊，不用太在意新闻性，但对于编辑流程与理念我还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编辑梦”！

　　在《都市生活》并州西街的办公楼，我在四楼拐角的大办公室里，一起办公的有连芳、高文君、潘国华、郭利侠等等。那会小高失恋，凉拖“哒、哒”地敲打着地板，哼着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那首歌，让我也很受感染。不忙的时候我们凑一块讨论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想来，已经身居美国的小高那会已经有了走出去的想法，而我只是说说而已，我觉得我来太原已经不容易了，根本没想着再走多远！也是那会，别人给我介绍了对象，是当时《都市生活》的广告客户(现在是我的老公)，每天工作之余就吃吃饭，看看电影什么的，日子很快就到了2001年的“五一”。

　　趁假期之间，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去野三坡玩了一趟。回来后上班的第一天，还在家磨蹭的我接到传呼通知：“九点，开全体员工大会”。去了才知道总编换了，而且新总编已经开始“洗脑”式的讲话，令我有些惊愕！而办公室的其他人却似乎习惯了这样的转变。后来才知道，《都市生活》换总编是极其平常的事，他们已经能扳指列出N位总编的名字了，难怪！再后来就是很多人走，尤其是记者和编辑们：高文君先去了北京，后来又去了美国；郭利侠去某居委会当了主任；文慧霞去了《工人报》……他们的走，让没走的人蠢蠢欲动。这期间，有好多人去了北京，我也南下广州(我的好朋友在广州)，拿着简历投了好几家杂志社，还被东莞的厚街日报社面试并通过，但我受不了那里的炎热、潮湿和人情的冷漠，最终又回到太原，像没事一样回了《都市生活》，并转型做了经济新闻，对当时刚刚发售的福利彩票每期做跟踪报道。后来，我和林立、闫跃勇、郑毅等合作做了好多个经济新闻选题，编辑版面不拘一格，采写稿子视角独特，我们的一系列策划成为当时山西媒体界经济报道的一枝独秀。那也是我工作最惬意的时候――工资能领到2500元左右，并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记得一次，我们做一个有关空调价格战的选题，晚上8点，当时任总编的李宏刚“枪毙”了小武写回的稿子，说没有写出“烽烟四起”的场面来！我已经留了两个版，眼巴巴地等稿子呢。没办法，我和小武又打电话对商家进行了补充采访，厚着脸皮找有关专家分析，当签完版时，已经是凌晨4点了。但大家没有人抱怨，总编给我们带回的包子，还放在身旁。以后的闲谈中，有好多人感慨，是《都市生活》让我们有了很快适应环境并生存下去的能力，用“黄埔军校”来形容《都市生活》，一点都不夸张。

　　2003年后半年，《都市生活》的搬迁，版面风格的飘忽不定，采编和广告的分分合合，领导和总编的换来换去，编辑、记者们或有原因或没原因能走的都走了。我也没有错过这一轮的“流失”，将厚厚的作品附简历投到《三晋都市报》总编的案头，当年的12月，我成了《三晋都市报》的一名编辑。这次转身，又是《都市生活》记录着的我的奋斗和成绩成就了我。

　　如今，身边仍是《都市生活》的那帮人，比如姜军旗还和我在一个办公室，经常会聊起《都市生活》的那年那月那人；比如远在北京的杨文琴，半夜三更会打来“骚扰”电话；比如耿倩，我们会找个地方聊上一个下午；比如秦晶，我们交流更多的是育儿心得；比如林立，逛街时会想起我；再比如郭海荣、文慧霞，我们的老公成了球友，经常抽空来个家庭聚餐……太多的人和事，不变的中心是曾经的《都市生活》，来去转身间，渐远的《都市生活》却走不出我的心底。

　　曾经深爱，满怀激情但充满失落

　　郭海荣，1999年7月大学毕业，《都市生活》成为她人生工作的第一站，2002年底转入《山西法制报》至今。

　　《都市生活》，想起和提起它的时候，我满怀激情但也充满失落。

　　我的记者生涯是从这里开始的。1999年夏天，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因为就业压力我“被迫”选择了《都市生活》作为职场的跳板。在当时，它并非主流媒体，我和那些并肩奋战的同事们总是打内心深处流露出一种不是正规军的感觉，这种感觉始终伴随着工作的每一天。尽管我们时常拿出令同行都嫉妒无比的新闻和策划，尽管太原甚至山西的老百姓曾经那样欣赏和认可这份“美女”封面“一厚沓子”的报刊。

　　无论如何，那里是我曾经肆意挥洒青春的地方。

　　刚上班那会儿，带着初生牛犊般的创业激情，我随当年一起分配来的毕业生共同撑起采编一线的半边天。我和许多刚分来的毕业生一样，没有任何新闻专业的基础知识，更缺乏应有的新闻敏感，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迈入了记者编辑的门槛。报社内部的岗位竞争异常激烈，不会因为你不懂不会或者进入角色慢而有人迁就你，很多记者编辑都是自学成才。好在当年我遇到了几个很热心的大哥大姐般的同事和领导，他们成了我事业上的领路人。我至今难以忘记彻夜改稿却被“枪毙”的痛苦和版面被领导数次否决后的委屈。

　　当年报社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没有一辆采访专用车。我们不管采访还是发行，都是骑着自己在二手市场淘来的破自行车，连坐公交出门都觉得很奢侈，只有十分紧急的新闻才“舍得”打一回“黄面的”。说实话，那时的工资仅够一个人勉强填饱肚皮。我至今仍记得在发行部工作的几个月里，几乎每天骑着“铃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往返四五十公里送报纸的情形，回到出租屋里屁股都是硬的，躺下就不想起来。

　　那时经常冒出这样的想法：被公众称之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就是这样工作和生活的吗？很难想象，当年竟是那样没有怨言地加班加点拼命工作，只有那时最能体会年轻人的创业激情。凌晨两三点回家几乎是家常便饭，时常黑眼圈打瞌睡，但却总是笑声满堂玩笑不断。很累，也很开心。尤其是每每得知广告大幅增长、发行直线上升、新闻如何重磅，就觉得自己是《都市生活》的开拓者，何等自豪和骄傲。但同时，另一种失落情绪也在疯长，“漂泊”的不稳定感始终甩之不去，总让大家无法拥有认同感和归属感。“铁打的报社流水的记者”一点都没错。如果你请了几个月病假，等你上班时没准有一半人就不认识了。“明天我又会在哪里呢”，几乎是每个人都曾发出过的感慨。最让我心理上起疙瘩的事就是领导层的频繁更迭。在我工作的3年时间里，执行总编和中层领导就更换过大概六七茬吧。好不容易适应了一个领导的风格和脾气，紧接着又要去适应一个新领导的全新改革和重新整顿。每一次领导层变更都有种风雨欲来和大厦将倾的压抑感和不稳定情绪，每一次所谓的“调整”过后，心理上都会用较长的时间去抚平这些裂痕。每念及此，一种极其神经质的疲惫感就会压得心头沉甸甸的。

　　值得欣慰的是，与我一个战壕工作的同事大多十分真诚热情，和他们在一起，总能体会到战友般的赤诚和关怀，我生命里的几个特别珍惜且值得终生相知相守的挚友都是在《都市生活》结识的，而且许多同事至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虽然我们早已各奔东西，但每次见面我都会无比振奋和高兴。

　　最让我温暖的记忆是我工作半年后的一次工伤事故。2000年春天，我在采访中不幸受伤脚踝骨折，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的我顿时傻了。路人送我去医院的途中，我只告诉人家打报社同事的电话。短短的十几分钟后，黄忠伟和田庆恩带着部里的几个“哥们”风风火火地来了。他们不由分说地轮流抱着我做各项检查，还很是激动地跟医生吵着架，一会儿埋怨人家不给打针、一会儿又数落人家动作不利索把病人弄疼了，最后还坚持把我转院到条件特别好的武警医院。只有兄弟姐妹般的真情，才会有这样无私的呵护。在同事及部主任的努力下，我被报社确定为工伤事故，手术单上的家属签字都是社领导签上的，据说在《都市生活》的历史中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住院的几天里，报社的兄弟姐妹轮番义务看护照料我，还集体为我捐了款，那种温暖和感激让我铭记终生。

　　在仿佛很“散”很“漂泊”的《都市生活》，曾经有那么多真诚团结奋进无私的年轻人，充满着梁山结义般的豪迈激情，共同开拓着山西都市报刊的崎岖之路。在那块充满朝气活力的小小热土上，曾经挥洒过自己宝贵的青春，那是一段值得珍藏的人生经历。

　　在《都市生活》仍然辉煌的2002年年底，我离开了它，有一点留恋也有一点不忍割舍，但我明白这里只是一个事业的中转站。尽管它是我职场生涯中的初恋，对我的影响和成长也是受益匪浅的，但它仿佛总是那样“冷血”，不管付出多少，总无法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希望和塌实的未来。2002年的寒冷冬季，我应聘至现在的《山西法制报》，并一直从事特稿部的新闻采写工作。在这里我依然是个平凡而普通的记者，但我内心是塌实的，我可以感受到报社的命运和我自己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感觉，是我在《都市生活》体会不到的那种归属感。

　　但我发自心底感谢《都市生活》曾经给过我的战斗历程和创业平台，直到今天，我依然在乎它的生存状态，每听到它有什么不好的消息我心里都特别酸，好象谁都不希望别人说自己的孩子不好那样，她的成败起伏总是牵动着我内心的每一根神经。有人说爱是因为付出，《都市生活》曾经留下我最真最朴实的付出。

　　雨已经落下，没人能使它飞回空中

　　柳红毅，1999年11月走进《都市生活》，2003年10月离开，如今供职于太原科技大学宣传部。

　　狠心敲下这几个很俗的字，心中如同打翻了五味瓶！

　　记得几年前在都市生活周刊社时，曾开玩笑同朋友说：“以后真的不在这里干了，写一篇纪念文章，题目就是《我在<都市生活>的日日夜夜》”！

　　而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离开《都市生活》有数年时间了，却一直没有勇气回望生命中那段青涩而充实的岁月。不是不敢，也不是不愿，而是不舍得！就像密封了一罐酱菜，总觉得腌制的时间不够，怕突然打开了会发霉、变质。

　　进入《都市生活》于我来说，完全是误打误撞。1999年的11月份，我从宝鸡原单位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后，背井离乡，千里追“妻”(那时还是女朋友，呵呵！)，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太原。大学里学的是中文，便想先找一份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干干。在街头报摊上买了几份本地不同的报纸，随手翻阅，《都市生活》活泼的版面、丰富的内容、精美的装帧深深吸引了我。打去电话，被告知第二天即可面试！在试用期内，我才弄明白，面试那天“问话”的，年长者是社长李仲年，年轻的是总编李灵利。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两人曾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挚诚的关爱。

　　薛志宏，是从总编那里“领走”我的人，为人正直、憨厚而果敢。直到现在我一直称他“薛老师”。他是我刚刚进入《都市生活》时的“顶头上司”――新闻部主任。文慧霞，则是我第一个熟悉的人。其时，她已是一名老编了，主持着好几个版面。因校友加球友(他老公大学时在球场上与我相熟)的缘故，她对我格外照顾，我采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她帮忙修改并刊发在特稿版面上的。以后的日子里，我渐渐认识了更多的同事，像李存功、陈志等人。

　　现在看来，那时的《都市生活》是一个朝气蓬勃而快乐的集体，虽然由于总编的不断易位而“地震”频发，但不管是外出采访归来，还是深夜加班赶稿、校对，办公室虚掩的门内总是会传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从最初战战兢兢的见习记者，到尖辣老到的记者、编辑，再到肩负重任、绞尽脑汁、如履薄冰的编辑部副主任、新闻部主任、特稿部主任――在《都市生活》的几年里，我的努力和付出赢得了同事们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广大读者的回馈，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的处事、判断能力。在以后的日子里，曾经的历练愈显重要。

　　在《都市生活》的日子是紧张而又散漫的，毫无规律可言。有时出差十天半月不着家，辗转各地，为了弄清事实真相，磨薄了鞋底，咬碎了钢牙；有时为赶稿，挑灯夜战，睡意全无；有时狐朋狗友相携游荡于街头，看漫天繁星，谈人生理想！几年来甘苦备尝，五味杂陈，所幸交往了一帮朋友。在离开《都市生活》的日子里，虽然大家很少有机会见面，但电话里那一声不经意的问候，传达的何止是牵挂啊！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窗外，槐荫如盖，草长莺飞。和我一样，昔日好友大多已离开了《都市生活》，成家立业，各奔东西。和我不同的是，他们中许多人仍在各地媒体打拼，并成为中坚力量。诚然，我们的进取和成长是与个人努力分不开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都市生活》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绝对算得上是那块最最顶脚的垫脚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都市生活》给予了我们成长的奶水和现在的高度。虽然，她自己过早地“年老色衰”了。

　　其实，站在普通一员的角度，反观当年的《都市生活》，曾经的绚烂也好，最终的沉寂也罢，都是人为的，是用人和管理方法的原始、落后使然。人员毫无保障的频繁流动，总编走马灯似的不断替换，隔三差五“城头变换大王旗”，令人目眩，同时也转晕了《都市生活》自己。我们当年也曾私下议论过，甚至拿此打过一个不甚恰当的、过分的比方：《都市生活》就像是一个还没完全长成的少女，可好多“老鸨”却都已看中了她的姿色，纷纷伸手。而娘家人又是过分急功近利的。于是，少女只有任人宰割，过早、过滥接客，以至于沉疴难愈，“泯然众人矣”。

　　《都市生活》是我、是我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地方，那里是留下了我们青春的梦想和咸涩的泪水，烙下了曾经青春飞扬的生命印记。但我们也当明白，“当雨已经落下，再也没有人能使它飞回空中”！愿曾经的每一个兄弟姐妹“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最后，借首小诗算是刹个尾吧：“一局弈罢指微凉，春花落尽菊花香。莫笑空谈误岁月，人生何事不空忙？”

　　一些留下了，一些离我已经越来越远

　　张利东，1999年4月出任《都市生活》记者。2002年9月进入《京华时报》，现为《京华时报?京华汽车》主编。曾连续三年被评为《京华时报》十佳记者。

　　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有些事时间过去了，事永远留下了。《都市生活》对我来说，就属于永远留下的那一类，这里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里奠定了我生活的基础，也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写稿、为人、处事。

　　原来留存在太原家中的《都市生活》，在今年“五一”未经我同意，被家中保洁当废纸出售。大约两年前，我回《都市生活》办理户口迁移，一位办公室负责人，一脸茫然的地看着我说：“张利东，这里曾经有过这个人？”我心里清楚这里离我已经越来越远。

　　我想，也许正是离开了这些人，《都市生活》已经不是那个曾经火爆山西的《都市生活》了。

　　感恩是永远，一些记忆曾在夏天

　　李存功，1999年7月进入《都市生活》，职位曾升至编辑部主任，2002年7月悄然转身，移居北京，现任《中国民航报》记者。

　　“一份《都市生活》换一个西瓜，换不换？”简单的物物交换快速成交。2000年7月的某一天，天很热，口很渴，具体成交的方位应该在太原市的大营盘一带。

　　初到《都市生活》，记不清熟悉岗位的开始抑或最后一个环节是每天每人必须卖掉30份当期的报纸，看似简单的一份事情，实践起来营销的水平差异立见分晓，最初的沿繁华路段向行人兜售的效果甚微，豁然开朗是缘于陈志的友情提示，沿街串巷向店铺的老板实行专卖，快速刷新卖报记录，感叹一行有一行的门道儿。

　　刚刚走出校门的43名大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为了《都市生活》这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岗位分工，业务流程，职业操守等等，有不同的前辈轮番训话。经过近一个月的相关培训熟悉过程，用一名领导的话来讲我们要快速充电强行起飞。我们被分配到各自的岗位，自己还记得分岗时很是担心的一个细节：10名记者，10名编辑，10名广告人员名单宣布完，仍然不见自己的名字，担心要被分配到发行部，去认真、细致研究报刊的营销，然而峰回路转到了总编办，印象最深的是和中央民族大学的一才女同一个办公室，配有一个台式电风扇，这种优厚的待遇多多少少消除了一些夏天的炎热。

　　那个月领到了此生第一份工资――1350元钱，很是激动了一回，计划如何把这笔庞大的资金消费掉费了半天脑筋，当晚狠了狠心一下买了两扎扎啤，那叫一个凉，那叫一个爽！

　　自己负责编辑的两块文摘版，其中一块是连载，原本自己并不喜欢的小说，也硬让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校”完了，想不看都难，比如迟莉的《小姐你早》，这对N年以后自己在北京饭店采访迟莉起到了重要的套瓷作用，纯属意外。

　　随着版面的累加，日子过得很快，简单而机械。

　　无法忘记新千年特刊出版，自己一个晚上编辑出5块版，自己有没有勇气回头再翻翻另说，那样的心气儿之前没有，之后也不会再来。

　　而彼时的《都市生活》也真正开始渐渐融入太原人的生活，标志是一系列重头报道开始让文章涉及的人坐卧不宁或兴奋不已，这份周二刊叫报纸的杂志试图引领山西都市的潮流和风尚。发行范围从太原蔓延至山西全省。

　　而在《都市生活》短暂的鼎盛期，自己充当的角色是一个和真正的新闻人有距离的编辑角色，这让自己深感遗憾，后来这种遗憾的感觉有增无减。

　　深入采访，学习采访也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多少弥补了缺憾。时至今日让自己能想起并不忘枝节的仍是一些采访经历碎片。

　　跑调查，写情感，自己在《都市生活》上烙下了一个个稚嫩的印记。

　　和陈志去黎城采访一个连杀三个出租司机的凶犯，隔着铁窗，带着脚镣手铐的是一张凶狠顽固的脸，面对采访问题，是绝对的不配合，一副刁相：爷不说，爱咋咋地。直至我们提出要去见他的母亲，才算点着他的死穴，触到他的软肋，答应接受采访，不要再让他母亲因其受煎熬。这宣示着母爱的威力，之后自己屡屡提及此次采访经历佐证母爱的伟大。

　　和翠翠一起采访电厂一锅米汤毒倒数十工人，和柳红毅采访万荣非法催缴农村提留款，和文琴质问洪洞公安一个农村老汉缘何被捅17刀7年没结果……点点滴滴历历在目，同事一时一事，朋友一生一世。

　　采访中，长治一个造飞机的农民和运城一个运营飞机的空军退伍军人让我对航空有了最初的了解，这和后来到《中国民航报》工作有了某些机缘巧合。回头再看一个废弃的北京吉普发动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一架飞机的精密核心，这和一个人的努力和执着与否无关，也应了那句无知者无畏。同样，直到现在也才真正明白直升机非法运营者面对媒体的采访，为何不希望宣传进而扩大市场，他需要太多的手续和门槛要过，而逃过监管，偷偷运营致使机毁人亡的通用飞机坠机事件屡有发生，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空中飞行警鉴无法阻挡私欲的蛊惑。

　　自己在尽可能地打造着一件件烙着自己名字的作品，有些是垃圾，但是很用心。而《都市生活》在频频人事突变中跌宕起伏。

　　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让一份说好说赖但绝对不能不说的刊物，沦落到一个让人不敢也无法正视的份上，确实没有理由安慰自己无所谓。尤其是对那些亲自制造兴盛或衰败可能的参与者。

　　《都市生活》从创刊、兴盛及至衰败伴随着高手和低能的交替，与其心碎，不如离开。

　　自己离开《都市生活》，是多种因素交织而就，同样是个夏天，早晨还没睡醒就接到了新聘单位的电话催促，当日必须到京报到。一个生活了七年的城市,一个工作了三年的单位，自己没法很果断地离开。决断是必须的，携着爱恨情仇，顶着背信弃义，提着贴身的小包，坐着大巴悄悄地离开。

　　“《都市生活》是山西的第一份都市类报刊……”相同的词句多年被重复了无数遍，自己在那个地方待过三年，这三年是永远绕不过去的槛儿，你的档案，你的履历，你的调查都需要你填上《都市生活》,更重要的，心里的结无法解开。或短或长有着参与《都市生活》经历的每一个人，回头看看，它就像旷地里自己拉下的一泡屎，好赖都是自己的。

　　无论心情多么的复杂以至无法表白，但《都市生活》给予自己或更多人带来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好处不能粗暴了断，一边吃肉一边骂娘的矫情是暂时的，内心的感恩却是永远的。

　　你承认吗？

　　曲终人不散，尽兴梦一场

　　王翠萍，2000年5月进《都市生活》，2006年夏天离开，现“退隐江湖”，在家相夫教子。

　　还在那家报社吗？

　　曾是居委会主任的鲍阿姨这样问我。因为心脏问题住院，几个月不见，她的脸色苍白了很多。但眼神一如往日的慈祥且充满关切。

　　不知怎么的，竟突然间想起了电影《英雄本色》中，狄龙对张国荣的那句经典台词，“我不当大哥已经很久了”，只是在此样的情景下，这句话与我而言，似乎有种特别的调侃意味。

　　相夫教子，三年的主妇生活，早已磨尽了当年的凌厉与锋芒。闲暇时，对着书架下成摞的《都市生活》却总能想起一些过去的人和事。

　　那该是2000年的春天吧。在刘小梅的引荐下我进入《都市生活》试用。小梅是我的大学同窗，比我早一个月与《都市生活》签约。为了站住脚跟，第一篇暗访，怀揣着一张介绍信，带着初生牛犊的勇气，我贸然地闯进了星级酒店――三晋国际大饭店的后堂厨房。又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30里外的现场查看污水浇灌下的蔬菜。就在我以满心的热诚和认真为自己争取入社资格的时候，梅却早已在我愕然的眼光下华丽转身，活色生香地做起了自己的安利。

　　最初的我是孤独的，但我又是幸运的。编辑部的李存功是我的学长，在学校整理系里的刊物《百草园》时，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陌生的人际关系中，同样陌生的他给了我兄长般的照顾。柳红毅则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在他的帮助下，我的上稿量与日俱增，终于成功地成为刊社的一员。拿到协议书的当天，我欣喜若狂。青少年时期青涩的记者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现实，槐花飘香的街头，我陶醉于初夏的姹紫嫣红。

　　然而，就在我刚入社不久，总编李灵利因故离开。据说，这是第八次的换届，个中的原委，我一无所知。因为新人的缘故，我又经常外出采访，所以几乎没有和他面对面地说过几句，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但他的名字却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在当时的督察极力反对再添新人的情况下，是他以总编的的身份批准了我入社的权利。时过境迁，我几乎已经不记得他的样子，但，是他给了我这个发展的平台，对他，我只有感激！

　　我的第一任主任黄忠伟，大家都叫他黄哥，健谈且文才飞扬，我常常在走廊里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当时，张斯夫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快枪手，面对他，我能感觉到有一种似乎是“追星”般的感觉慢慢浸透全身。他的办公室和我们对门，我常常不自觉地透过虚掩的门缝，看他奋笔疾书。然而，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进他们的视线，黄哥、张斯夫相继离去。

　　人员流动、总编频换，似乎是都市生活的特点之一，《都市生活》开始在动荡的格局中颠簸着前行。直到陕西的李宏刚到来，才有了较长时间的稳定。

　　这位来自陕西的年轻总编一开始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他是智慧的，敢于冲破旧俗，别样的考核方法让《都市生活》员工的资酬在当时首屈一指，没有了后顾之忧，工作的热情便随之而来。能被认可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和杨文琴的搭档就是在他赏识的言语下激情喷张。从此开始风风火火地奔波，开始笑容满面地耕作。

　　特稿部的日子是艰辛的，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随时都可能出发，奔赴新的战场。曾经为寻访一位证人，凌晨1点被长途客车孤零零地留在五台陌生而漆黑的街头，曾经为获取一种真相在僻壤的小山村被冻得瑟瑟发抖。也曾经在黑暗的窑洞里入乡随俗地聚餐，也曾经酒桌上推杯把盏地周旋。

　　同时，特稿部的日子又是散漫的，没有了朝九晚五的时间限制，办公室里常是空空的。外出归来，扑克牌是最好的消遣，欢笑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疲惫与倦怠，所有的文字都推给了夜，常常通宵达旦。时间久了，总是会听到一些妒忌的非议，譬如，特稿部怎么就没有人管，要么几天不见面，见面就是打牌。一笑而过，所有的不快像蛛丝般抹过，只要问心无愧，任何的辩解都是多余。

　　和杨文琴的搭档是我在《都市生活》六年的从业生涯中最亮丽的一笔。我们曾私底下认为，共同见证了都市生活最鼎盛时期的繁荣。相对于生命，历史不过是细节。回忆是美好的，却总是那么飘渺，任怎样的努力也无法让它在时光的隧道里定格成一幅清晰的画面，脉络尽显，纹理分明。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大家的心似乎都“野”了起来，李存功走了，张利冬走了，总编走了……北漂的日子，他们一个个活得精彩绝伦。

　　再回首已是百年，之后的《都市生活》又历经了几任总编，资酬也大幅度地下调，而我也已结婚生子，为人妇为人母。大约是2004年的冬天吧，《都市生活》在新总编的领导下正式向杂志转化。虽然补血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但仍然改变不了它日渐沉寂的命运。不可否认，每一个做过总编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期盼过能在自己手中出现辉煌，但常常事与愿违。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勇气。从鼎盛到没落，在目睹了《都市生活》六年的变迁之后，2006年夏天，我终因孩子的缘故淡然退出，带着深深的感叹悲凉地谢幕。我终究不是烟花，顷刻寂然之前，还能够拖了华丽的尾巴。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可是，岸仍然是岸，它淡然观望着变幻不定的海洋。对于《都市生活》，我没有周国平那么潇洒：浮生若梦，何妨就当它是梦，尽兴地梦它一场？世事如云，何妨就当它是云，从容地观它千变？不管怎样，还是奢望有那么一天，它能羽化成蝶，在众多关注的目光里轻舞飞扬！

　　你也会走，你也会流泪

　　杨文琴，2000年8月进《都市生活》，2003年10月离开。现嫁居北京，依然固守着媒体行业。

　　2003年10月的最后一个中午，太原的天气已经转凉。在旱西关街《都市生活》那间记者办公室里，我默默地收拾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出门的时候，同事们忙碌着第二天的出刊，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离开，更没有人知道几分钟前，我跟总编讨论去留问题，言辞激烈。

　　站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牌下等车，微凉的风吹得人眼睛生疼。我掏出手机，跟王翠萍和陈志发了同样的短信：我辞职了。

　　那趟805路车最后一排靠窗正好有一个空位，我坐下去，将身子埋得很低，就在回眸的一瞬，我看见了飞身追出来的王翠萍，她随车跑了几步，然后停下，喘息。这时，陈志的短信来了，内容是：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我泪如泉涌。

　　斯时，距离我第一次走进《都市生活》，已过去三年零两个月。三年多的时间，让我由新人变成了老人，也让我送走了无数老人，迎接了无数新人。

　　当初，我是由李存功介绍我进《都市生活》的。李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在办系刊《百草园》时，结成了亲密的“文学战友”。在电话中，李存功告诉我，只要你有能力，《都市生活》肯定有你发展的空间。

　　我相信老李的眼光，在父母的一片阻止声中，我背上行囊，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老李时任《都市生活》编辑部主任，在他的发动下，刊社七八个编辑记者为我接风，这里面就有后来我们的“死党”陈志、柳红毅和王翠萍。

　　杯盏交错中，大家都以老李为中心，讨论《都市生活》的前途和命运。只有陈志带着微醉发红的脸，突然问我，“真的考虑好了？”我很惊愕，转身向老李寻助。陈志见状，连忙拱手做道歉姿势，“算我没说。”

　　我举杯感谢老李，很真诚地说：“我们同毕业一年，你已事业有成，而我刚刚开始。”此话，马上被柳红毅打住，“杨，你不知道，在《都市生活》，部门主任算个球！”

　　虽然后来我了解到，糙几乎是新闻界的通病，我本人也会在“适当的场合”来几句国骂，但在当时，我实在难以接受。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柳红毅这个人，但用很短的时间，我就理解了柳红毅的话。

　　在我进《都市生活》不久，这里的执行总编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换代，李存功“光荣”降职为特稿部记者，当然，邢总再三向老李保证，“这是工作需要，不是能力问题。”

　　可惜新任总编在不到几个月后，又被《都市生活》改写成了前任总编。但老李始终在没有回到主任的位置上去。而每个新人所关心的医疗、养老险等问题，从来没有领导提及。

　　至今也想不清楚，我们五个人是什么时候“狐朋狗党”在一起的。只记得彼此的写作激情在从新来的李总新体制下空前喷涌。2001年，2002年，恰逢《都市生活》真正做新闻的时刻，线索、背包、车票成了几个人生活的全部。偶尔的一次小聚，五个人会在烟雾缭绕中谈个通宵，而话题的本身永远只有两个，一个是新近发生的事怎样写作才更有深意，一个是《都市生活》的明天究竟在哪里。虽然在当时，大家的业务水平在提升，《都市生活》的总体水平也呈上升趋势，但它本身所特有的不稳定的本质还是大家所忧惧的。

　　我一直自作主张地认为，李总引领了《都市生活》的一个新时代，他的离去，宣告了《都市生活》辉煌时代的终结。

　　几乎与李总的离去同步，李存功在北京的《中国民航报》觅到了一份新差事。送他去车站，老李突然问我，现在你理解当初陈志问你“真的考虑好了吗”的真正意思了吗？我点头。车开的那一瞬，老李满脸的泪水，我发短信安慰他，他回信：不久，你也会走，你也会流泪。

　　马上又有人被任命为更新的执行总编，刊社的人员也有了新的调整，柳红毅被任命为记者部主任。柳红毅始终践行着“部门主任算个球”的承诺，除了修改稿子时俨然一副主任姿态。我和王翠萍在楼道里喊“柳儿”，柳红毅马上会跑过来“鞍前马后”。如果我们要喊“柳主任”，一会儿必然有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传出，“你们俩找死啊！”

　　柳的离职很悲壮。柳家嫂子突然有一天跑到刊社要为他请长假。当时的领导极力说服她。

　　“你能保证自己在这里呆几年？那你又怎么保证我丈夫的未来？”问话直接但也致命，领导只得放行。

　　那时的《都市生活》已经搬家，境况与在并州西街时已不能同日而语。柳走出大楼时哭了，接着柳嫂也哭了。只不过前者心疼刊社，后者心疼丈夫。

　　柳嫂是太原一所大学的老师，如今柳也去了该大学的宣传部供职，日子充实而且惬意，提及当初夫人的决策，柳至今心存感激。

　　其实柳走的时候，刊社已经很少让记者到外地采访，传说是为了“节约开支”。柳走后，刊社干脆连记者部主任也取消，代之以首席记者制度。陈志不负重望地荣任首席记者，在宣布大会上，我向陈志投去赞许的一瞥，才发现他一脸的平静。

　　“出了刊社，没有人知道你是首席。”陈志说。当时，《山西晚报》已异军突起，《三晋都市报》也在大规模招兵买马，各报纸的网站纷纷建立。只有《都市生活》徘徊在几千份的发行量当中，不能自拔。“谁写谁看，写谁谁看。不是吗？”

　　就在刊社任命陈志首席记者几个月后，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山西晚报》上。“为了不动摇大家，我只跟领导说了一声。”陈志事后解释。

　　据说，刊社领导在看了陈志发表在晚报的第一篇稿子后，说了一句，“没想到他还真是个人才。”当时的刊社领导只关心经营，对采编很少问及，才出现这样的感叹。陈志离开后两个月，我也走了。 只有王翠萍，一直呆在这里，中间又换了一任总编，她自己也恋爱、结婚、生子，直到2006年7月。突然听说她辞职的消息，我发短信问候原因，翠的回答是：“工资少，也很不快乐。”马上她又发来一条，“我现在是不是很俗了？”我想说，不是你俗了，而是《都市生活》变了，但没有说出口。

　　曾经的“五人帮”如今各奔东西，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依然是内心挥之不去的记忆。

　　一切成往事，爱恨都是它

　　王键，曾为《都市生活》美编。后就职于《山西法制报》、《旅途》。现为《中国商人》杂志设计总监。

　　它就像黄埔军校一样为山西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传媒人才，如今他们在传媒领域发挥着作用，有的已经独立运作报刊，有的负责知名报刊的领导工作，有的成为大报的首席记者……

　　这些业绩印证着它“黄埔军校”的作用，让人无法回避曾经的它――《都市生活》。

　　1999年大学毕业了，我一个刚走出校门，跨入社会的青年，一切都充满激情，带着热情。

　　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太原。在一位同校学长的帮助推介下，我见到了都市生活周刊社的李仲年社长，简单聊了会，算是面试通过。接着安排我去见当时总编柴文龙，简单寒暄后，柴总编介绍了一下刊社情况，介绍我认识报社的美编豆豆和肖永杰，安排了我的办公室、工作内容。

　　在办公室，认识了同事小丁和田庆恩。

　　从此，我就开始了《都市生活》的美编工作。

　　当时谈起《都市生活》，人们都佩服、尊敬、羡慕，佩服刊社的专题策划，社会影响力；尊敬它的新闻正义、社会仁爱；羡慕那些有幸进入和工作在那里的人。

　　如果大家对山西传媒圈了解的话，那时候，太原乃至山西期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不是目前的《山西晚报》，而是《都市生活》，这份全国唯一的周二刊，在当地零售量位居第一。

　　毕业生以能进入这样的媒体为荣，在这样的环境中能更快地成长。

　　进入周刊社，正赶上当时策划专题揭露性病诊所黑幕。从出版的周刊及老同事们交谈中，慢慢地把版面上见到的一些编辑、记者名字对上了号。性格开朗、健谈且文才飞扬的主任黄忠伟，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黄哥；稳重、认真的薛志宏；正义凛然、仁爱勇敢的记者张斯夫；文笔细腻，情感丰富的苗榕；心直口快的“小桂子”桂永霞；李存功、陈志、柳红毅、杨文琴、姜军旗、张利东、王倩、耿倩等等……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熟悉的面孔，仿佛就在昨天。

　　此时的报社好比一颗充满活力的大树，支撑蓬发着每个枝叶，挖掘激发着每个人的能力。

　　从捐款救助失学儿童，到自办都市生活希望小学；从救助婴儿小都都到救助遗弃儿童蒋情情；从曝光性病游医到报道原平恶霸……

　　一篇篇出色的报道牵动了很多人的关注，赢得了大批忠实读者。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都市生活》的变迁让人心碎！

　　1999年至2002年，三年之间总编换了十几任。一朝天子一朝臣，就如朝代的更替一样，不可避免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社领导层人员的频繁调整、变动，尤其总编，每一任上台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推翻以前的牌，重新洗牌，搞得人心惶惶。

　　随着黄忠伟、张斯夫相继离开，报社开始浮躁起来，大家的心也开始骚动起来。有的跳槽寻找更好的环境发展，有的离开报社开始自己办刊运作，有的被其他媒体挖走。

　　李存功走了，张利东走了，总编又换了……

　　让人没有一丝稳定感。

　　此时，进报社前和二哥商议公司的事情启动了，加上环境的变化，思前想后，自己也离开《都市生活》报社，开始了做自己的事情。

　　人毕竟是有感情的，虽然离开了但还是挂念着，时不时问问老同事，或者去报社看看……

　　之后的《都市生活》又历经了几任总编，社址也几度搬迁，人员流动，“老人”越来越少。

　　曾经的激情，曾经的荣耀，曾经的抱怨，曾经的无奈，曾经的留恋，一切都成往事。爱也是它，恨也是它，一个让人不能忘怀的“黄埔军校”。

　　那年那月，我们在都市中穿行

　　武志敏，2000年5月到《都市生活》，2004年6月离开。现在太原电视台任编导。

　　“请问，你在报社做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要做电视记者？”

　　这是我离开《都市生活》后报考太原电视台被问及最多的问题。

　　我的回答很干脆，喜欢这一行！我们平面媒体的记者是很棒的，尤其是从《都市生活》出来的记者，个个都是很能干的！我们《都市生活》……，我口若悬河地说了《都市生活》一堆子的好话。回答完毕后，连自己都震惊！我怎么如此自信！

　　……

　　2000年5月，怀揣着梦想，走出象牙塔，走进《都市生活》。那段日子，怀疑过也怀念过，快乐过也彷徨过，从一名记者做到一名编辑，经历了《都市生活》的许许多多。《都市生活》这个寄予了多少人梦想的地方，也成了我永远牵挂的地方。

　　那里，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东西，除了快乐，还有其它很多，很多，我们喜欢的，我们憎恶的，我们无奈的……

　　开始的时候，《都市生活》在很多人的眼里，是不起眼的，包括我在内，也这么想。我在十字路口看到过有人穿梭在车水马龙间叫卖她，很多司机生厌，很多行人也不喜欢，起初我是带着鄙夷的目光去看待她的。

　　所以，当学校的一张派遣证将我派往《都市生活》时，我恼火至极，将母亲无厘头地埋怨了一通。最后母亲安慰我：“还是去看看吧。”我将信将疑地来到了并州路。这里是一个二手自行车的交易市场，找了很久才看到那个不起眼的楼，四周光秃秃的，一排破旧的围墙，把闹哄哄的市场和这个文化单位隔离开来。

　　上了四层，一位姓黄的老师把我带走了，他那张脸，怎么看谁都像弱智似的！这是编辑部主任黄忠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带着我把每一个办公室都熟悉了一遍，然后告诉我这就算是报到了，星期一直接来就可以了。

　　我没有问任何问题，径直下了楼，快速地逃离了这里。美梦破灭，我等待着更好的工作机会。可是到了星期一，我觉得无所事事，就想去报社看看，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编辑室门口站着很多人，一问才知道，都是来这里实习的，等着领选题呢。看着他们个个都很紧张，我有些想不通。一个上午，在编辑部出出进进的人都很严肃，我灵敏地察觉到这里的竞争应该很激烈。我开始了解有关这里的一切，他们都是应聘来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和报社正式签合同，每个人的言谈举止中都散发着一种不自信，他们一直在报怨在这里没有归属感。听口音，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这里的一切现在回想起来，与电视台不一样。在电视台，总能感觉到有一座坚强的壁垒在保护着，虽不安稳但很安全，每一个员工都在尽心耕耘着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可是在《都市生活》一种不安定因素，始终像一个毒瘤生长在某一个部位，这里没有专属于你的东西，只是有一个平台，可以让有志之士发挥所长。至于其他的，都无从知晓。

　　就这样，我在《都市生活》的生活开始了，刚来的第二天就领任务去做一期经济类的特稿。临出门时，被给选题的老师呵斥道：“别给搞砸了，这一期要发，没有补稿的可能！”自己硬着头皮附和道：“没问题！”熬了一天一夜，终于把稿子完成了，还采访到了同行采访不到的专家。第一仗我打赢了！这一个月我得了优秀新人奖。拿着刊社奖励的奖金，激动万分！

　　在2000年的时候，《都市生活》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很快在同行中遥遥领先。后来我不再小看《都市生活》，因为我看到在2000年那年，一帮热血青年玩命地奋斗，他们想为自己争取一些东西：地位、身份、认可度。

　　2002年，《都市生活》的人事指标有了着落，这也意味着这一刊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体制的不公平，让一种不祥和的气氛弥漫在这个可爱的集体中。很多的人灰心失望，一些人选择离开，而更多的人在这一年人浮于事。这也许就是个人运营报纸的特征，崛起得很快，衰弱得也很快。只是很多的人不相信这些，留恋于这个集体，但士气很快被削弱，种种的不公平让留下的人开始选择结婚生子，开始去逃避这一不公平的机制。我也在这一年忧虑和彷徨过。

　　随后的一年，体制又改变了，总编又换了一茬儿，这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每隔半年这里的人事总要大换血一次，注入的新鲜血液可以让刊社有一点点的变化。即使这样，也没能改变《都市生活》的命运，在这一年我选择了离开，因为要孕育一个小生命，怀胎8个月后，我在编辑的岗位上站好了最后一班岗，在大家伙儿开大会的时候，互道了一声保重，走出了编辑部的门。来时，这里很亲切，走时仍然感觉这里很亲切。只是来时的人早己相继离去，所以走时并没有引来多少人的在意。这里的生活就是这样，她特殊的体制，让一切变得那么淡然。

　　过去是美好的，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人有能力挽回过去，我不能说《都市生活》曾经辉煌过多久，但我可以说《都市生活》的辉煌永远铭刻我心。也许在明天，会新起一个像《都市生活》这样的刊社，也许是更多，但《都市生活》的存在，证明我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现在虽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没有丢弃那时的精神和毅力，即使在新的岗位上依旧保持着当年的作风。

　　曾经爱它是真，现在不爱也是真

　　秦晶，2000年5月开始在《都市生活》上班，2004年春天离开，如今就职于《发展导报》。

　　曾经爱《都市生活》，是真的；现在不爱了，也是真的。

　　当初，带着骄人的青春，带着无法掩饰的稚嫩，带着对人生的期盼，懵懵懂懂走进太原。人生当中的第一份职业，谁也不能说没有感情，我也一样。对于我们这些80后来说，从学校直接被抛向社会的漩涡，会不会激流掌舵，都别无选择。凭着年少的一股热情，我只身来到太原，想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经人介绍我与《都市生活》结缘。

　　没有喜悦，我知道，要想在这个城市站稳，只有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人。何况，是当记者，更何况，当记者是我的梦。

　　在这个初来乍到的城市，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几天后在单位我找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小梅，我的同乡，从此我们形影不离，工作、生活，相依相伴，至今情同姐妹。时值盛夏，我俩顶着烈日骄阳骑着自行车去“扫马路”，皮肤晒得黝黑，晚上在灯下爬格子，改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觉得满意后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一早去办公室贴张稿签，交了稿子后又出去采访了。终于在进刊社的第二周，署着自己名字的“豆腐块”问世了。

　　实习期3个月，完成工作考核后留用，否则无条件辞退。这是单位的规定，自己一度为此紧绷着一根弦――必须留下。

　　第一个月结束了，有一天，穿着时尚的财务小薛在门口喊着：“发工资了！”大家都一窝蜂地涌向财务室，我却没有动，我的工资太少了，我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多同事。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别不好意思，即使再少也是你的劳动所得，何况你刚来。”寻声望去，一个苗条又时尚的女孩――王倩。是她的一句话，让我鼓起勇气，拿到了第一份工资，也开始了我在太原逆风飞扬的日子。

　　当时，汾河公园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参与了报社策划的系列报道，骄阳烈日下，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太原市城建委(现在叫建管委)一次一次地采访相关工程进度情况，无奈人家只认日报晚报这些所谓的大报，根本不把《都市生活》放在心上，更不把我这个跑口的小丫头当回事。我暗下决心，他们不了解自己的报纸，我就坚持每期给他们送，他们不接受我的采访，我就追在他们身前身后混个脸熟，端茶倒水。几次来往，那些人终于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姑娘，喜欢和我说话了，采访水到渠成，很多最新内容都是从平时的闲聊中拿到的。

　　2000年的国庆节，《都市生活》开辟了10个版的专题报道，宣传汾河公园。太原市城建委非常满意我的报道，到报社买走了500份刊有相关报道的报纸，时任建委主任乔亮生点名见我。从此，太原市城建委知道了《都市生活》。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三个月后，我名字前面终于由“实习记者”变成“本刊记者”，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后来，来自西安的李宏刚总编的到来给了我们这批年轻人一次很好的发展空间，他开始对编采部门进行大胆改革，实行策划人责任制，把我们每个人潜力和工作激情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

　　我被当时的情感编辑苗榕纳入帐下。做情感需要生活阅历更需要文笔，在苗面前，这两者我都差得很远，苗像老师一样悉心指导，像大姐一样严厉批评。她话不多，句句都很经典，和她一起工作我感到紧张而充实。

　　接下来的记忆里只有快乐，我开始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做一名记者。渐渐融入这个热情而又富有活力的团体，那时报摊上《都市生活》曾一度出现抢购，也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进步最快的阶段。那段日子，笑得那么释怀、玩得那么尽兴、跑得那么辛苦、写得那么畅快，也曾经私下为稿子被毙而郁闷，也曾经为领导的目中无人而愤然，也曾经和某个编辑大吵特吵，也曾经和某些人传出绯闻。回头想来，才发现那时的每个人是那么真实而清晰。多年以后我们见面仍能一见如故，因为我们把青春留下了，把热情留下了，把爱留下了。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后来，西安来的李总编一行倏然离开，紧接着总编一个又一个地换，大腕儿记者一个又一个地走了，《都市生活》失去了血液，整个采编队伍开始人心涣散，失去激情。我现在仍然在想，如果一直能保持李在时的那种状态，《都市生活》也许不会面临今天的命运。

　　随着报社先后易址，自己从懵懂的小姑娘变成了别人眼中所谓的“腕儿”。从跑口的小记者，到学着挑大梁做了两年情感版的编辑，期间身边的老朋友、老同事一个个离开这里，日子渐渐变得索然无味。

　　2004年的春天，没有原因，我和许多人一样毅然决然走了。这一走，原以为我可以无牵无挂地继续自己的下一个旅程，甚至一度下决心不想提起曾在《都市生活》的经历。

　　但我发现自己错了。

　　许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安逸地躺在山西报业集团的这棵大树下乘凉，已为人妻为人母。每当经过报摊儿，无论有多忙，总要瞟一眼看看有没有《都市生活》在卖；许多年以后只要见到以前的同事，总要情不自禁地要问，故人何在？至今我还保留着一摞摞样报，虽然无暇读起，但放在案头却是一种慰籍。许多年以后，才发现这是我生命里至今难以抹去更难以忘却的一段履历。

　　《都市生活》在我稚嫩鲜亮的青春岁月里逆风飞扬，无法让我释怀，无法忘却，也许这就叫爱吧，爱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东西，爱也是最刻骨铭心的玩意儿，曾经爱她是真的，现在不爱也是真的。

　　不曾走近，不曾远离，只希望能微笑

　　闫跃勇，2000年11月以“神秘人”的身份进入《都市生活》，2003年11月转战至《人民代表报》。

　　收到这个命题，我突然觉得《都市生活》的点滴过往从不曾走近也从不曾远离，想写的人想记的事实在太多，但是要将那些记忆拾取剪辑却不容易。所以，我选择了一些记忆的片段，只希望看到的是大家微笑的表情。

　　我不知道“扫街”这个词是谁发明的，但是当年用在我身上确实挺合适。我应该感谢这两个字，没有当年和郑毅结伴扫街，没有当年被总编在编前会上斥骂，就没有现在的我。

　　两台胶卷相机、两辆破自行车，两碗面条，两张流汗的脸，坐在山西剧院门口的台阶上看来来往往忙碌、悠闲、严实或暴露的各色路人。“一辆突然超车的三轮摩的被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小巴与对面行驶过来的公交车死死地夹在中间。正值下班高峰，这个街头‘汉堡包’将本不宽大的柳巷堵得严严实实”，相机响起，文字写就，于是一篇报道出炉了，味道不一定好，却是真实的新鲜。

　　现在，郑毅改骑了电动车，我的自行车则换了主人(放在楼下被人偷了)。被戏谑为“都市双剑”的黄金组合也于我离开《都市生活》的那个冬天解散。那些日月里被晒黑的脸，作为对历史的记载色彩依旧。半年前，他为我的婚礼担任摄影，我没有配文字。

　　在现在供职的报社的会客室，基本上每天中午都有叫牌甩牌洗牌的声音，我也会参与其中，也偶尔会炫耀当年打牌的日子。但这个报社不是《都市生活》，打牌的感觉也没有过去的酣畅淋漓。所以，说炫耀不如说是神往。

　　几张报纸、几瓶水，汾河公园的开放简直就是为了这几个围坐打牌的人(因为报社风声紧了)。前半月心无旁骛专心写稿完成任务，后半月心无杂念用心打牌等待月末，《都市生活》打牌的队伍一度很是壮大。似乎打牌也需要环境，需要意境。2004年春，已经离开《都市生活》月余，我还是忍不住找时间回去打牌。那时，新报社一位女同事去《都市生活》找人时，发现了正坐在牌桌旁的我，我想一定与她所认识的我判若两人。后来，那个女子成为了我的太太，可是她总是会想起那次偶遇，然后酸酸地说：我哪有打牌重要啊。

　　书架上放了一个白色的瓷杯，我偶尔会用它来喝水，更多的时候它就和书本站在一起，静默的。

　　这是个普通的杯子，只是杯身上印着红色的《都市生活》的标志。我不知道哪些同志们留有这样的杯子，而我留下的这一个却是费心劳神连哄带骗软硬兼施从杨文琴那里得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都市生活》的时候居然没有这样的杯子，当我在杨文琴那里发现两个的时候，我就下决心截取一个。

　　有人问我会不会怀念《都市生活》，我不做回答。但是从一个专门的书柜、几本满当的剪贴本、一个标志朝外的瓷杯，我窥见了自己的心情。

　　我进入《都市生活》得益于耿倩的引荐。黄忠伟、张斯夫、李存功……于我而言只是上个时代的前辈，李永岗、吉晋昇又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一代，我的时代只是《都市生活》的一个片段。

　　进刊社时，正是邢志强主政时期。邢的办公室在三楼一个角落里，一面墙上贴着发行网络图，上面插满了小红旗。总让人有一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感觉。邢对心理很有研究，他经常会把员工突然叫到办公室，然后问你最近生活过得咋样、缺不缺钱。这一招尽管现在看来很“小儿科”，但在当时却把相当数量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感动得涕泪横流。邢的副手叫席德宽，席主抓编务，他的办公室很大，但门总是开着，谁都可以随意进出。席决定留下我后，给我扯了半本稿纸，然后直接把我带财务部，对很久以后才知道叫小薛的姑娘说了一句话：从下个月开始给他做工资。在席说的“下个月”，我领到了800元。

　　席给我的政策很宽松，不用签到，不用开会，甚至不用在报社露面，只要交稿就行。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日子里，我成了刊社的神秘人物，大家期期都能在报纸上看到我或大或小的稿子，却还不知道我长啥样。于是，我“出名”了。这样的日子过了4个月，那天早晨破天荒地接到了到刊社开会的电话。一上楼，我突然发现套间里坐着几个陌生人，我以为是提供线索的读者。两个小时后，《都市生活》改朝换代了，从西安来的李总坐上了刊社的“头把交椅”。

　　新官上任三把火。过渡期一结束，李的火就开始烧了。改版式、打新闻牌、做策划……可以说，李创造了《都市生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再接着，薛志宏接替了李的位置，开始了他力挽狂澜的时代。这段时间，我们经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许会令我们回味一生：大运高速公路通车、太原建城2500年、面食节……当然，还有2003春的非典。这段时期，刊社也有了新的变化。李永岗、吉晋昇成了新的崛起，“都市双骄”王翠萍、杨文琴开始掀起神秘面纱与我们打牌，忽悠功夫比写作功夫还要高的田庆恩常常给我们“洗脑”，贾导常常背着双手在办公室巡视……

　　再后来，又换了总编，大家在等待中，感觉到了对前途的忧虑，于是，纷纷离开，我也搭上了这班车。

　　现在的《都市生活》已逐渐归于沉寂，偶尔翻翻当年的作品，仍会泛起点点涟漪。现在的我，时不时会和旧友通个电话或聊聊QQ，毕竟，我们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批人。

　　拽着尾巴走向尾声，记忆永难封尘

　　李永岗，2002年9月开始在《都市生活》工作，2004年4月离开，现为自由撰稿人。

　　偶尔在火车站还能看到报摊上摆放着封面华丽的《都市生活》，它以色彩鲜艳的铜版纸印刷和夺人眼球的封面女郎向人们呐喊着自己的存在和残喘，或不朽生命力的奋力抗争与寻机涅槃的坚定决心。然而，此《都市生活》非彼《都市生活》，当年的《都市生活》时代早已在四年前走向终结。

　　我的意识里，《都市生活》在2002年末开始走下坡路，这辆末班车艰难行走近两年路程到达《都市生活》辉煌时代的终点。

　　某些平常的日子总是被某些不平常的事情给予其特殊和难忘。2002年9月30日，作为我第一次走进刊社大门的日子而成为我记忆的永恒，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形成一道经纬清晰的分水岭。

　　那一天，结束了三个月的短暂教师生活后，怀揣一份《都市生活》，按址索骥，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到了并州路上的都市生活周刊社大门口。

　　没有问我叫啥，更没有问我什么学历和专业，薛志宏老师直接把我领到一间多人办公的屋里，“安排他实习”，这话说给一个小低个――呵呵，他就是时任新闻部主任的贾军杰，人称贾导。

　　无知者无畏。在办公室看了两天报纸后，我拿着贾导撕给我的半本《都市生活》的稿纸上街找新闻去了。迎泽大街1路公交车站牌处，里里外外围了一圈人，哭声、怒吓声、警笛声、你一言我一语的嗡嗡议论声……一定有新闻，我赶快往进挤。一个背小孩的妇女在偷了手机后被发现，公安来到后，她竟然用刀片在自己头上划下一道道血口，一副“你不放我，我就把头割掉”的样子。拿着唯一能证明我身份的那半本带有都市生活字样的稿纸，我开始所谓的采访，后来还到了派出所跟踪采访。

　　学中文的我，对新闻的格式和写法一窍不通，找了个网吧开始“冥思苦想，逐字推敲”“挤出一行字，熏掉半盒烟(没有胡子可捻，只能抽烟了)”，完稿后又找一打字部打印出来，交稿。稿子转到编辑耿倩――耿姐那里。耿姐大概是出于同情，花费了不少时间编稿，几乎是重新写了一个稿子。两天后，署名“实习生李永岗”的稿子见报了。

　　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是800元；第一次被枪毙的稿子是去清徐县采访了三天，用整整两个通宵写出来的一个关于农民土地被非法征用的稿子；第一次参加新闻发布会领到一个装有100元的信封；第一次写特稿是在大街上用一顿午饭换得一位靠说喜乞讨的残疾老头接受采访，依然是耿姐帮着改稿的《无脚走天下，说喜养全家》；第一次暗访是化装成嫖客进入一家洗浴中心，一篇《价格刚谈好，小姐就脱衣》关闭了一家洗浴中心，“搞掉”了一正一副两个派出所所长；第一次因为迟到被处罚金额是50元；第一次受到恐吓是因为那篇关于包了二奶的老头和子女打官司的稿子，老头说暴露了他的隐私，要起诉我……

　　沉淀着数不清的第一次经历，伴随着毙稿的痛苦和新闻知识渐长的收获，2004年4月，那时报社叱咤风云的老记们几乎全部转会，薛志宏老师也不再担任总编。带着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惆怅，带着没拿到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记者证》的遗憾，我在这里悄然失业。同时，《都市生活》辉煌时代成为历史。

　　告别《都市生活》后，先后换了三家媒体，或踽踽独行，或狐朋狗友，一路跌跌撞撞，游荡于山西新闻媒体圈。《都市生活》的那段日子的点点滴滴成为心底愈积愈深，但永难封尘的记忆；各奔东西后或常联系或偶尔电话的每一位曾经同事的都市报人，则成为现在最可依赖的朋友和人际关系资源。

　　进入《都市生活》后，第一个让我羡慕的是阎跃勇，只见他坐在办公桌前疯狂地打电话，一个下午就写出两个整版关于房地产的稿子，并且自己画版，自己校对。“这家伙真厉害”，当时我感到他几乎是能所不能了，日后他成了我的师傅，再后来成了我的闫哥，再后来和我大学的女同桌结婚了。他到《人民代表报》后，我则成了他单位的骚扰常客。

　　也许是我到《都市生活》的时候，单位整体阳气已不足，再没有什么有轰动性的事迹和稿件，更多让我心动的采访故事和稿子都是大家闲聊时透露的。田庆恩的白沙、柳红毅的阿诗玛、贾导的红河，共同的嗜好产生共同的语言，工作之余我就和他们凑在一起，烟雾缭绕中侃大山，更多的是我听他们讲故事。

　　没有赶上《都市生活》的黄金时代，却陆陆续续结交了那个时代的部分缔造者。拽住《都市生活》的尾巴进了媒体圈，洋洋洒洒好多年，却依旧望不到娇者之项背。这帮哥们脱掉跑鞋，改乘火车了，火车就火车吧，还是隔三差五就提速。

　　又是一年的五月，祝福依旧

　　罗新莉，2000年5月至2006年4月在《都市生活》任记者，编辑；2006年5月开始从事IT行业，自己做老板。

　　今年五一，和老公带着宝宝去迎泽公园游玩，回来时从公园的东门出来，正好路过并州西街上的《都市生活》大楼。看着眼前这座熟悉的楼房，思绪万千。

　　还记得，那是2000年的5月，也正好是这个季节，我第一次踏进了《都市生活》的大门。我记得很清楚，我上班的第一天正好单位在滨河体育中心的焦点演歌台过五四青年节，员工们自编自演，台上台下热闹非凡，我被单位员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活力感染着，从那天起，我就爱上了我的单位和同事们。

　　记得那时，在《都市生活》一楼大厅的墙上，贴满了写满评语的被印成铅字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我的前辈们写的，每一篇无论大小，都被总编李灵利写满了评语。有鼓励，有批评，有建议。每一期我都会认真的站到那里去看这些被点评的文章，从这里学着怎样去从事新闻这个职业。那种场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幕幕在眼前重现。

　　第一次参加采访，是和耿倩写一篇关于一个被遗弃的患有红斑狼疮的小女孩的文章。虽然我只写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就是那一小部分让我开始了我的新闻工作生涯。后来因为个人的原因，我参加工作没多久就请假休息了。

　　等我再回单位上班的时候，李灵利总编已经离开了。我被介绍给了我们的新总编刑志强。同时我也了解到我们的刊物不再是以前那种以重头新闻特别报道为主的线路，而是以经济为主线，关注商界成功人士的成长成功，记录起步创业的小老板的心路历程，讲述打工族的艰辛生活。自己没有条件去接触成功人士，那就从打工族身上着手吧。对于我和同住一屋的姐妹来说，我们都是打工族，我们都在体会着打工的酸甜苦辣。于是，我一口气把住在一起的两姐妹和我的打工生活写了出来。《毕业后的日子》，《卖面皮的女大学生》，《打工着，快乐着》被我一起交到了编辑手里，稿子刊登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从此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每天的采访很累，但我依然很开心。

　　第二年也正是这个时候，同事们还未从五一假期的懒散中缓过神来，就发现单位的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化。领衔的成了一位年仅28岁的年轻总编李宏刚，西安人。年轻的总编不负众望，无论是主题策划，还是版面的编排风格，都有了一个进步。我很清楚地记得我曾经编排的一个有关世界杯的版面《米卢好色》。当时，管我的责任编辑让我把这个标题改掉，我自作主张没有改变偷偷交了版。没想到歪打正着，总编很肯定这个标题，还给予了奖励。他对于员工的奖励政策让每个人都为之兴奋，当时刊社内的气氛十分活跃。

　　我也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编排美容版面时，每次出版的那天晚上我都是很晚才能回家。因为，还会有商家要求上广告，我做好的内容最后可能会因为广告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新编排，到后来甚至只剩下一个只可以放下标题的位置。我还记得当时同事开玩笑说，直接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就得了……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现在想来它却把《都市生活》当初的辉煌不言而喻地概括了。当时我很抱怨，但心里也清楚，广告是一个媒体的生命，广告越多证明我们的媒体越有市场竞争力。直到现在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很自豪地告诉人们，我曾是一名《都市生活》人。

　　后来，年轻的总编走了，《都市生活》搬家了。再后来，总编又换了两三个，《都市生活》再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和年轻的朝气，业务员一个个走了，老员工也一个个离开了，我也多次有过离去的想法，但总是舍不下对《都市生活》当年的那份眷恋和长久以来培养的同事情结。最终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期盼着能够再次活跃起来。

　　说实话，我对我们《都市生活》的“末代总编”李建基是抱着很大的期盼的。因为当时我听了他对大家的演讲，但或许愿望终究是好的，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我在一段充满信心的工作之后，发现在这里最终无法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去工作，每天只能像机器人一样地按部就班。大概是我没有真正弄懂领导的意图吧，离开的愿望一天天变得强烈起来……

　　或许是想给自己离开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吧，2006年4月，我为自己请了婚假，开始准备自己的婚事。2006年4月底，我结束了自己的单身生活，也结束了自己的媒体生涯。当有人问起我工作单位时，我无法再自豪地说出《都市生活》。偶尔去美特好，看见《都市生活》静静地躺在书架上，除了那个熟悉的封面让我亲切之外，我再也找不到当初的那种牵挂。

　　如今，书房里那一摞摞的《都市生活》被我装订成册，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闲下来时，还会翻开看看。每看一次，心里都会产生一种怜惜，怜惜往日辉煌的《都市生活》，如今却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但无论如何，我都想好好珍藏，珍藏往日的记忆，珍藏对她的那份眷恋。

　　就在前几天，我听说《都市生活》放假了，虽然消息有待证实，但心里竟然很坦然，只是希望复刊后的《都市生活》能走上一个台阶的愿望却始终没变。又是一年的五月，我在心里默默祝福，《都市生活》一路走好。（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