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夏天，省城青年路东街南巷11号的大院里热闹了起来。山西电影制片厂正式挂牌成立。

　　很多年后的一天，罗艺军在他的著作《中国新文艺大系电影集导言》中这样回忆当时整个国家的情况，“1958年在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形势下，电影艺术片猛增到百部以上。其中反映大跃进的所谓纪录性艺术片近50部，除极少数几部影片外，大都是质量粗糙，助长浮夸风的公式、概念化作品。”

　　山西的电影就是在这样喧嚣的时代下开始了自己步履艰难的征程，这样的开始注定让这样一个文化大省在新的文化领域的尝试步步受阻。

　　1962年8月，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制片厂停办。1975年3月成立山西省电影摄制队，由省广播电视局代管。1979年5月，摄制队划归省文化局领导。1982年12月，撤消摄制队，成立山西电影制片厂。1996年8月，制片厂又划归省广播电视厅主管。就这样上马下马，停停办办，机构名称几经变化，由厂到队，由队到厂，长期以摄制新闻纪录片为主，直到1983年才拍摄了山西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神行太保》。

　　而这时候的长影，八一都已经在中国的影迷中占有重要地位，山西的电影人只能是一路紧赶。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山西的电影事业终于开始了一个新的辉煌。我记得有一次问到一个同行，你觉得山西的电影怎么样？她说，山西的电影没什么好看的，没关注。然后我又问了好几个媒体的记者，也大都是知之甚少。但是当我说到《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三峡好人》《千手观音》《疯狂的石头》《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等这些影片时，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问：“不是这些都是山西制片厂拍的吧？”我微笑地对他们说，你们百度去吧？等过了一段时间几个人在网上碰到我的共同感慨是，都有点“抱愧山西”的感觉了。

　　山西的电影进入新世纪以来确实有了自己想要走的路，中国第七代导演里面山西就占了三位。但是不管宁浩也好，还是贾樟柯、韩杰也好，这三个风格还是有一定的雷同性。同样的生活经历，让这样的影片更具有直刺人内心的真实，这样解构人性的力量的尺度也是相同的。

　　这就决定了，这样的电影的市场推广力度还是有很大的欠缺。不管是山西电影厂拍的《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暖春》等，还是三位山西籍的导演，都明显显示了市场性和商业化薄弱的环节。

　　记得在一次采访中，尔冬升说：“我觉得最健全的市场就是要有贾樟柯，且他生存得很好，这才是健全的市场。现在很多老板赚了钱之后，为了公司形象，需要在各大影展拿奖，他要栽培一些人，香港最鼎盛的时候也是艺术片最多的时候，只要它能有观众看，我觉得就应该支持，不能完全看它的票房。这些电影有很多哲学和思想在里面，可能只能这样讲，这些只是拍给知识分子看的。”

　　在这里我并不同意尔冬升所说的，王家卫的电影为什么就可以有好的票房和市场？王家卫的电影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为特定观众准备的艺术片，而山西最近这几年拍出来的电影也有这样的走势。王家卫为山西的电影有了一个标杆性的作用，其实市场和艺术是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不破则不立。

　　从1958年到2008年，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年的历史。山西的电影也从讴歌、反思到写实。每一部电影一出来就注定要接受全世界的考验，全世界的电影院在你的宣传期和热映期就那几千个甚至几百个座位，而有几百部甚至上千部电影在跟你抢座位，他们不会因为你是新手而让步。

　　真正银幕上的硝烟才刚刚开始，山西电影祝你一路走好。(来源：山西青年报；武凌霄 史晋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