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山西网7月22日电　核心提示:7月16日到18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五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召开。会址选在山西。这也成为山西这个中国民间音乐最丰富的省份召开的规格最高的学术研讨会。

　　全国传统民间音乐的专家云集于此。《上党八音会调查》、《祁太秧歌研究》、《地域文化对蒲州梆子的影响》《左权民歌现状调查》、《旅游音乐资源开发———以临县伞头秧歌为例》，研讨会上，山西民间音乐再度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课题。

　　八音会，左权民歌手，祁台秧歌，河曲二人台，民间艺人们千里赶来，悉数登场，山西民间音乐生存现状，第一次全透明地集体亮相。山西50余种民间音乐，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渐消亡，如今只剩下了27种，几乎每年都有一种民间音乐消失。

　　关键在于，下一步，我们如何将这些民间的微弱音符口耳相传，如何将这些遗失的宝藏发扬光大。

　　即兴唱响的秧歌要走出大山

　　7月17日中午1点多，临县三交陡泉村一户姓樊的人家院里热闹非凡，临县“伞头领袖”贺升亮带着8个人在这里表演伞头秧歌。全村男女老幼把樊家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都是赶来听唱贺升亮的伞头秧歌的。

　　4点多，伞头秧歌演出结束。樊家给了贺升亮3000元钱。这是这队伞头秧歌表演的酬劳。按常规，贺升亮本人至少能分500元。

　　演出结束后，贺升亮带着他的队伍，坐3个多小时的车，赶往临县城西面一个叫石白头的村子。晚上，他们在这个村子还有一场演出。

　　事实上，像这样的伞头秧歌演出在临县随处可见。巨大的演出市场滋润着临县的伞头队伍，伞头赵江说，在临县“除了煤老板就数伞头的收入高”。

　　传承人多，演出队伍多，市场活跃，这也让临县伞头秧歌在众多生存状况不佳的山西民间音乐遗产中有鹤立鸡群的感觉。

　　90%的临县人喜欢

　　伞头秧歌是流行于山西吕梁山区临县一带的民间歌舞艺术。伞头是秧歌队的头领，因表演时手执花伞而得名。伞头秧歌包括扭秧歌和唱秧歌两中形式。扭秧歌与北方各地的街头秧歌基本相似，属由锣鼓唢呐伴奏的集体情绪舞蹈；唱秧歌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特色，由伞头即兴编创即兴演唱。

　　贺升亮就是知名的伞头，也是临县伞头秧歌协会的秘书长。贺升亮说，伞头秧歌现在很火，90%的临县人喜欢，光临县的名伞头就有几十个，常年演出不断，收入比较高。除了正月闹会子外，只要有开业、过寿等庆祝、纪念活动就请伞头们表演。

　　贺升亮表示，群众喜欢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伞头秧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即兴编创，现炒现卖，针对性很强，唱的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编一首只需十几秒

　　贺升亮今年46岁，在伞头队伍中年龄算是比较大的。

　　贺升亮介绍说，伞头秧歌的词，只能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发挥，由于遇到的情况千变万化，伞头没法提前预料，只能见什么唱什么，伞头边转伞边思考，旁边还有鼓声催促。当伞头左手的虎衬一摇，就表示可以开始唱了，这时鼓点儿停下来，编唱一首歌只需十几秒，如果鼓声超过一分钟还不停，就算“跌底”，观众也会不耐烦，伞头也丢了面子。

　　秧歌嘛，只要是现场创作，即使质量低一点，观众也可以谅解，最多会认为水平不高。但是如果演唱已经流行开的秧歌，或唱自己以前唱过的，就会被认为太差劲，不符合当伞头的起码标准。轻则摇头离开，严重时还会当场起哄，或当场演唱秧歌进行嘲讽。

　　即兴给记者作段子

　　对于这种即兴演唱，临县伞头秧歌史上流传最久最广的是这样一则故事：

　　1984年，伞头大王杜云峰在吕梁影剧院参加伞头秧歌表演，有一观众现场提要求：请用秧歌唱一下他与小姨子的关系。这本来就是容易有“故事”的一个话题，问题一宣布，全场轰动！怎么唱呢？否认和小姨子有暧昧关系不能满足观众的心理，但是轻易承认也显得太直白没有味道。

　　杜云峰考虑了大约10秒，唱道：“我小姨子如今没老汉”，话音刚落立即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大家的心理得到满足，认为这下可捅到杜云峰的痒处；第二句是，“由我抱住亲来由我看”，大家一听这第二句，都觉得杜云峰和小姨子之间关系暧昧，接下来，杜云峰又唱到，“黑夜里我领上她出去串”，大家觉得下文不言而喻，都认为他肯定不会做什么好事，但是第四句是“白天还得送她到幼儿园”，这一句可是在大家的预料之外，杜云峰是一句话扭转局面，说明了小姨子年纪尚幼和他的关系乃是“照顾她的学习，送她到幼儿园。”合情合理，达到了“开花”的效果。全场叫好声雷动。

　　贺升亮解释说，这首秧歌广为流传，它好就好在意料之外，又在清理之中，就好比说相声的抖包袱一样。

　　对于这种即兴演唱本报记者亲身领略了一把。在采访贺升亮结束后，贺升亮即兴给本报记者来了一段：报社记者徐俊斌，关注秧歌有爱心，电话采访遇知音，天涯海角一样亲。

　　伞头秧歌闯市场

　　据临县的老人们讲，临县伞头秧歌是由古代民间祭祀活动演变而来的。上世纪80年代走上了舞台。

　　根据原临县文化局局长，伞头郭丕汉的讲述，1980年春节，临县文化系统组织了一支由十几人组成的秧歌队，这支秧歌队不同以往的秧歌队，只唱不扭。他们一天竟唱了771首秧歌，轰动一时。这支只唱不扭的“秧歌队”是一个创举，人们感觉到这种表演形式比看扭秧歌刺激多了。这一种表演形式就是“现代舞台伞头秧歌”的开始。事后，县领导非常重视，组织召开了伞头秧歌座谈会，商讨伞头秧歌的发展大计。

　　从此以后，这种只唱不扭的伞头秧歌开始每年正月在临县城红卫广场的舞台上演出，并且愈演愈烈，直到今天。

　　伞头秧歌登上舞台并非偶然，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据临县文化馆有关资料统计，1978年春节全县共有90多支秧歌队，而1979年不完全统计秧歌队就增加到190多支，发展势头迅猛。20世纪80年代，粗略估计，全县有200多支秧歌队，伞头近千人。

　　政府每年组织比赛

　　山西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课题组对伞头秧歌的调查显示，到上世纪90年代，伞头秧歌走进了市场。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山西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亮表示，由于有相当数量的观众，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需方市场，所以当“伞头秧歌”作为供方进入市场后发展比较顺利。

　　事实上，伞头秧歌能发展到今天跟临县党政领导一贯的积极支持态度也是分不开的。

　　郭丕汉介绍说，1983年，临县县级机关按系统组织起6支秧歌队，当时的县委书记冯其福、县长刘泽民不仅登上舞台同大家一起唱秧歌，还在街头同大家一起扭秧歌。元宵节时，以县直机关职工为主组织起近300人的大型秧歌队，受吕梁地委的邀请专程到离石表演了两天。从1983年起，政府几乎每年牵头搞伞头秧歌比赛，后来吕梁地委也出面搞有关伞头秧歌的比赛。

　　一年卖5万张光盘

　　走向市场以来，伞头秧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流行地域扩大了，演出场合增多了，队伍越来越大了，收入也越来越高了。

　　课题组调查显示，伞头秧歌现在除了临县，离石、柳林、方山也都十分流行。就连过去很少有秧歌活动的中阳县，现在60%以上的地区也流行起了伞头秧歌。

　　据课题组调查，地域流行的扩大，得益于近几年几家伞头秧歌音像店的发展。店主选择有代表性的演出录像之后制成光盘发售，销量很大。好一点的音像店一年可以销售VCD光盘5万张左右，这样规模的店面大概有七八家。他们的产品销售于临县、方山、离石、柳林、中阳等地。虽然说这是政府尚未整顿的非法出版物，但也说明了这一市场的规模。

　　在临县伞头非常受人尊敬，而且收入也高。贺升亮介绍说，一般来说一场演出伞头需要有8到10名，主家需要支付3000元左右的报酬，其中包括乐队演出费300到400元。如果出场的伞头人数增加则演出报酬相应提高，有时会提高到4000元。

　　主要的伞头，也就是本次演出的承揽人，他负责调配伞头、处理演出的所有具体事宜，在分配演出收入时可以多分一点。演出前，主家会派车去迎接伞头并设宴招待，交通工具以面包车、轿车为主。如果没有派车去迎接，主家会付伞头交通费，一般是200到300元，除此之外，主家还会向每位伞头送一盒好烟。

　　伞头收入在临县仅次于煤老板

　　据课题组对一位名伞头20余年间的演出场次和演唱收入标准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她的年演出场次在50场左右，每场演出收入二三十元。到2000年，其年演出场次和演唱收入标准双双上百。

　　而后的三年，演出场次稳步上升，演出收入紧随其后。到2004年，其演出场次和收入标准再次同时跃上300大关。2005年演出收入标准跃上400场。7月17号，贺升亮的演出只是他一年200多场演出中的一两场。而贺升亮只是一名兼职的伞头，一名专职伞头一年演出300多场不成问题，而在临县35%的伞头成了职业伞头。

　　目前，在著名的伞头中，通常情况下出场费最高的就是贺升亮，每场500元。高峰、薛青爱紧随其后，每场400元。其余有名的伞头大致200—300元不等，所以，一名好伞头全年收入逾10万不足为奇。因此有了临县“除了煤老板就数伞头的收入高”的说法。

　　现在，尝到了甜头的伞头学会了发广告、散发自己联络电话号码等促销方式。

　　民间艺术转型适应市场

　　王亮说，伞头秧歌的成长清楚的表明，政府在民间音乐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引导旧的民间艺术形式转型适应市场表演的需求，同时逐步引导这一民间音乐表演的制度结构市场化。

　　伞头秧歌已经从群众性的社火秧歌中分离出来，具有了一种比较适合市场化运作的组织结构和操作模式，并且当地群众对这种演出活动及运行机制也能够接受甚至十分喜爱，那么有意识的将其导入规范的文化市场就顺理成章了。课题组在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课题组认为，要鼓励那些经常组织演出的、在伞头中间有一定威信和影响、愿意尝试将秧歌产业化的伞头成立文化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用规范的现代演出公司的模式来经营秧歌。

　　伞头秧歌要走出娘子关

　　贺升亮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县里面给他编制，让他成立演出公司，但是要他自筹资金，他考虑得有些保守，认为条件不成熟，就放弃了。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又成立不起来演出公司。

　　产业化后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伞头秧歌不能只在临县演唱，而要走向全国。尽管贺升亮也想带着伞头秧歌走出娘子关，但是语言是最大的难关。

　　贺升亮说，用普通话唱伞头秧歌就没了那个韵味，但是用临县话唱别人又听不懂。另外就是伞头文化素质偏低，有些人不能把临县话转成普通话。“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伞头的文化素质。”

　　在伞头秧歌产业化问题上，临县县委书记陈国荣告诉记者，伞头秧歌在民间已经形成了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就是要引导他们朝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开设培训班，提高艺人素质，并让老艺人带新人。

　　课题组提出的意见是，秧歌产业是一个低能耗、无污染而又高产出、具有高附加值的行业，符合“绿色、环保、健康”理念。大力发展秧歌产业，既符合人民群众需要发展的方向，又能大大减轻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压力。来源：山西青年报；作者：徐俊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