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开始，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利用假期返乡时间，对山西省各地民间音乐的流传状况，进行了广泛调查。

　　这次调查，成为此次全国性研讨会最具有说服力的实践基础。最终，调查组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判断：山西的民间音乐面对现代化，正在走向消亡。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或许可以更直观地摸到山西民间音乐的现实脉络。

　　歌曲的参差不齐

　　民歌可以说是山西民间音乐的真正源头。平静或无法平静中一声反思性叹息同时开起了旋律和述说两扇闸门，并最终将这种一呼百应的表达带上了民间宗教礼仪的祭坛。

　　这种说法是对民歌深层次的探讨。山西民歌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各地民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色彩，形成了晋中,晋南，晋东南和晋北四个不同的色彩区域。山大的课题组对河曲山曲，左权开花调，祁太秧歌和沁源秧歌小调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河曲山曲曾是河曲一带人人能吟唱的民歌，最好的歌手，据说可以连唱三天三宿都不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艺之乡评审委员会经过严格评审，命名河曲县为“中国北方民歌之乡”，全国3223个县，迄今被授予民歌之乡的只有两个：一个在广西刘三姐的故乡，另一个就是山西河曲。

　　2006年8月7日下午4时，在“鸡鸣三省”的河曲县翠峰宾馆5楼会议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常嗣新将一面印有“中国北方民歌之乡”的牌匾正式授予到河曲县县长杜永进手中。

　　一个月之后，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的赵海英教授赶赴河曲，并在城西口古渡广场观看首届“陆野杯”中国北方民歌之乡歌会。她看到，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渡黄河的船夫唱的号子已经听不见了，抒情性更强更具河曲特色的小调能唱的人很少，歌手年龄显然偏大，能唱山曲的人虽然还有，但比不上能唱二人台的，年龄也较其稍大，虽然这并不能反映普遍的状况，但赵老师仍然为此深深担忧。

　　祁太秧歌和沁源小调的情况则不一样，它们在向更复杂的音乐形式发展。具有民间小戏形态的祁太秧歌，目前的生存状态尚可，但被当地人称为“圪圈圈秧歌”的沁源小调就没有那么风光了。在今天，随着民间老艺人，老民歌手的相继离世，沁源小调已经人去歌亡。从调查组搜集到的资料看，不少歌是有词无曲，有的只有个曲名，还有的歌是没曲没原词，还有的词不是原味，与曲相悖。

　　歌舞的下坡路

　　据1986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西省卷编委办公室的统计核实，全省共有民间舞蹈234种。经过比较和选择，最终有65种收入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西卷》中。课题组对其中17种进行调查。

　　结果令人诧异。目前存活状态较好的只有两个品种：伞头秧歌和悬空椅，能勉强维持演出的有7个品种：白店秧歌，霍州秧歌，水船秧歌，裤马，十不闲，神鞭，耍鬼；濒于灭绝的有5个，彻底绝迹的有3个。后两类加起来，接近半数。而即使是被认为情况一般的品种，已经是没有传人了，其存在的年限是可以计算的。

　　因此，课题组指出，这17种舞蹈中，严格的说只有两种在流传，衰落相当明显。显然，山西民歌的现状不容乐观。

　　惨淡的说唱

　　山西民间说唱的前景就更加惨淡了。在调研组深入调查的13种民间说唱中，存活状态较好的只有一个：长子鼓书。并且，一个直观的事实是，除了长子鼓书之外，所有其他尚有演出活动的说唱品种的艺人，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这样的年龄，显然不是从事表演艺术的最佳年龄。像霍州书，襄垣鼓书等曲种，现在都后继无人，还有很多曲种，也都由于老艺人的去世而成为绝唱。

　　长子鼓书俨然成为说唱艺术中唯一的一线光明，现在，他们拥有600名专业和业余的鼓书艺人，而且这些人大都是30岁左右青年，她们活动范围遍布晋东南，还走到了晋南和晋中的部分地区。

　　器乐稍可放心

　　器乐演奏哪怕只有单纯的打击乐器，也是人声歌唱的延伸与提升，具有更多的艺术性和神圣性，特别适合用于各类民间庆典和宗教礼仪。这一点上山西的现状还让人稍可放心。研讨会上的专家讲，从目前的市场状况看，民间社会甚至是已经都市化的大城市，仍有对民间器乐演奏的较大需求。

　　民间戏曲在衰落

　　课题组调查了18种民间戏曲，存活状态较好的剧种只有两个：祁太秧歌和左权小花戏，能勉强维持演出的有9个，濒临灭绝的有6个，彻底绝迹的有1个。

　　祁太秧歌的流传令人兴奋。目前，仅太谷就有六家民营秧歌演出团体，他们平均每年演出400场，一场演出的戏价能达到800元，一年当中有200天在演出，这个局面，基本可以维持他们的正常运转。但从另一方面看，专家指出，祁太秧歌只是从民歌发展演变成的民间小戏。除它之外，山西真正有代表性的地方戏晋剧、蒲剧等的演出状况都不是很好。

　　山西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核心地域，大传统之下多种民间艺术各具风姿。但是，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有多种事件，多种因素生硬地干预了这里各种亚文化的自然演进过程。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对于民间音乐艺术来说，负面影响也非常巨大。(来源：山西青年报；徐俊斌 仝振宇)

　　未来发展：把脉山西传统音乐走向

　　“以宫廷音乐为代表的原有‘主流’音乐文化的消亡和汉族民间音乐以及少数民族音乐为代表的‘非主流’音乐文化的‘边缘性’遗存，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当代文化处境。”我国民族音乐学家、哲学博士薛艺兵曾在他的《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处境》中这样概括当代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处境。

　　旧的已经消亡，新的却不再产生，即便存在着的,也濒临消亡。所以，用上面那句话来概括山西传统音乐的现状同样适用。

　　山西是中国民间音乐最丰富的省份，民间音乐的曲种占到了全国的1/5。然而存在于山西的50余种民间音乐，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渐消亡，如今只剩下了27种，几乎每年都有一种民间音乐在消失。

　　-保护学学“梨园春”运作模式

　　保护建立在发展基础上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来自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秀萍认为，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她看来，发展并不等于破坏，而是在保持其原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让其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流传。由于民间音乐的诞生就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变迁，现在只在小范围内流传，现代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势必会给这种不发展的保护造成冲击，所以保护应该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

　　比如晋剧的传承与保护，王教授认为,山西可以借鉴河南电视台《梨园春》和浙江横店集团的运作模式。她分析说，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来属于国家的演出团变成了自负盈亏，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群众价值观的转变，导致演出团体入不敷出，原来红火的剧团渐渐淡出市场，这种背景下的晋剧也一样“在劫难逃”。

　　《梨园春》目前已经成为河南的一个文化品牌，已经成为传播各地方戏曲的平台，它的成功就是参与市场竞争，进行商业化运作的结果。同样，山西晋剧等民间戏曲、音乐也可以借鉴与商家、企业联姻的模式，打造品牌，推出精品，借助传媒的力量扩大其影响力。

　　原味基础上引导发展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讲师杨阳也以临县秧歌的运作给记者作了分析：他告诉记者，尽管伞头秧歌硬件比较成功，但是在推广面仍面临障碍。首先就是语言沟通的问题，其次是受众群的问题。因为伞头秧歌演唱时多用方言，很多人听不懂，但是如果改成普通话就可能失去了地方特色。所以，他建议根据不同受众设计不同的节目。比如，将推出精品与普通大众节目相结合，吸引不同阶层的观众。她认为，对于民间音乐的原汁原味是竞争力，发展是灵魂，所以应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引导发展。

　　商业利益背后是破坏？

　　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所副所长韩军并不赞成这种做法。“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文化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韩军认为保护山西民俗文化应该是用原生态的保护方式，只有这样才会是原汁原味的东西，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俗文化内涵和特性保持下去。

　　-传播寻求行之有效的传播途径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档案一样，王秀萍教授认为，由于历史原因，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从业者，分布都比较分散，不宜于集中管理，所以也应该给他们建立档案，政府部门可以组织人员对其进行监控管理，熟悉这些传统音乐的特点及从业者所掌握的技艺。对传统音乐进行资源优化、整合，从而调动官方和民间以多种手段为传统音乐提供展示的机会。

　　官方保护的决心

　　这一点，山西已做出有益尝试。在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名单公布后，山西非遗保护中心官网第一时间将传承人的信息录入，并在迎泽宾馆举行授牌仪式。及时有力地宣传，让公众再一次看到政府部门非遗保护的决心。

　　未形成一种常态

　　但这并未形成一种常态。信息化、网络化是当今时代的特征，然而在传统音乐身上，我们却经常看不到。王教授对此深有体会。“由于工作的原因自己时常要上网查询一些关于戏曲、民歌等方面的资料，但尽管有网站建立，但其信息资源的匮乏常常搜不见自己想要的。相反，只要点击个大门户网站或音乐网站，西方的、现代的、流行的音乐却是海量的。”

　　山西传统音乐集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可利用资源。王教授认为，山西应该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将非遗资源整合，建立自己的资料库，在网络时代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传承、传播途径。

　　大众媒介要担重任

　　总揽各类媒体，很少有媒体会开设一个传统音乐展示的专版或者专业频道。刘继方认为，作为大众媒介它有传播上的绝对优势，用其来扩大传统音乐的发展空间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是一些音乐频道、音乐电台，刘继方认为音乐编辑作为“把关人”应该有意识地播出传统音乐，培养传统音乐的受众群，使传统音乐不再仅仅是一些研究者探究的对象，而成为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精神享受。

　　需各阶层通力合作

　　另外，这些专家在交流过程中无一例外提到了“通力合作”，因为无论是从政策颁布到具体实施，还是传统音乐进入课堂、建立非遗档案资料库，都不是一个人或者某个单位能独立完成的，所以需各部门、各阶层统一步调，每个人都应该强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意识，把这当成一种责任和义务，通过自上而下的通力合作来共同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传承让传统音乐进课堂

　　来自福建师范大学07级音乐学院博士生、鲁东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崔学荣认为：“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任何时候都是民族精华的继承者，学校又是渴望获取知识群体的集中地，所以传统音乐的传承也应该进驻到学校，进入课堂，让传统音乐教育成为学校基础教育的一部分。”

　　但就目前来说，不仅在山西，乃至全国的传统教育现状也令人担忧。来自沈阳音乐学院的讲师于淑梅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民族音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校教育又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领域。但是，由于观念滞后，课程设置与实际现实脱节，课时少、教学的单一化，师资素质低下以及学生在“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影响下，对民族音乐的漠视等等，民族音乐的传承现状令人担忧。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的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崔学荣教授认为：学校教育是传承传统音乐的有效途径，但是传统音乐教育的师资匮乏，又是当前传统音乐教育的矛盾所在。因此，崔教授认为，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是培养师资的摇篮，学校应以“培养基础教育师资，坚持为基础音乐加以服务”为目标，弥补师资不足。

　　戎龚停来自安徽省阜阳师范学院音乐系，曾经就读于山西大学，对山西传统音乐有一定的了解。“从毕业到现在明显感觉到，近几年山西在高校对传统音乐的重视力度加大。高校传统音乐的氛围浓厚。”他说，近几年山西高校培养出了不少传统音乐的研究生，但是就音乐教育人才方面来说仍显不足，高素质的音乐教育人才仍然很难在基础教学阶段看到。

　　另外，他还提出，传承也不仅仅是音乐教育者的事情，所以还应该在高校针对非音乐专业学生开设传统音乐公共课，提升非音乐专业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知，为传统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人文环境和舆论基础，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教育纳入学生素质考察

　　在与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专家交流的过程中，记者发现，他们都强调传统音乐教育从幼儿抓起。

　　当谈到教材编写时，结合山西民歌的品种多、数量大的特点，崔教授建议音乐教育者和音乐家应该联合对素材进行整理，选择适合不同年龄学生的民间音乐题材。崔教授指出，基础教育重在培养学生对民间音乐的兴趣和传承民间音乐的意识。针对传统音乐的历史性与现代人的距离感，她认为教师作为传播传统音乐的中坚力量，应该积极地探索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拉近传统音乐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兴趣。

　　而于淑梅老师则建议，在传统音乐的传承上，应该借鉴朝鲜的做法，将民族音乐课纳入学生素质考察范围，把其作为必修课来开设,改善音乐教育设施，使它成为传承我国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渠道。

　　在具体措施上，崔教授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法，如：充分利用校外资源，请民间艺人或音乐家到校讲座，也可让学生观摩风俗节日的文娱活动等，把抽象的概念转化成具体可感的形式。于老师则建议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民族音乐资源，从幼儿园抓起，幼儿园的音乐教学活动、文艺演出活动和幼儿生活中的音乐欣赏活动，在导向上要注意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还可举办民族音乐基础知识的培训学习，民间音乐的采风学习，开展不同类型的民族音乐研讨活动等。（来源：山西青年报；高小奇 田丹 高宇杰 赵振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