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要求“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三大体系”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遵循从史料筑基到理论构建的逻辑关系，其中，史料体系是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赖以存在的坚实历史根基和事实支撑。缺乏扎实、系统、经过科学整理的史料作为依据，理论构建与话语表达都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当前，民族研究领域不同程度存在的被西方思想理论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其根源之一就在于缺乏立足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基于本土多元史料的自主性知识生产。因此，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旨在为推出更多“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提供坚实的史料保障，从根本上夯实话语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史实基础。同时，唯有建立起科学、完备、自主的史料体系，我们才能真正厘清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性问题，才能在历史的纵深中汲取磅礴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深厚的历史支撑。

　　一、时间向度：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统摄史料的编排与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构建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方法论的时间向度是指以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和大历史史观贯穿史料搜集、辨伪、编排与叙事的全过程。这不仅是历史研究“通古今之变”的内在要求，也是揭示中华民族从“自在”迈向“自觉”历史规律的关键路径。一方面，史料体系构建要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连续性。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具有持久生命力与内在韧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共同”即是历史连续性和内在韧性的集中体现：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共同缔造统一国家。这就要求史料工作突破以王朝更替或单一族群兴衰为中心的叙事窠臼，转向以连续性史观为主导的叙事方法。无论是汉文典籍、少数民族文献还是考古实物，其筛选、整理与阐释的最终目的，都应指向实证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血缘上如何不断加深联系、相互塑造，最终“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要纠正“五胡乱华”等割裂性表述，代之以揭示融合实质的“五胡入华”等视角，正是以连续性史观重塑史料解读的体现；另一方面，构建史料体系要重视对重大历史节点相关史料的系统性挖掘与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演变过程中有若干重要节点，包括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元明清时期以及近代以来(1840-1949)等时期，这些时期往往是民族交融深度、广度发生质变，共同体格局得以巩固或拓展的关键期。通过聚焦节点，可以更清晰地勾勒出连续性的阶梯式发展轨迹。例如，对元朝“大统合”的理解，既需基于《元史》等文献，也需结合各地出土的元朝符牌、文书以及反映民族交流的艺术品，立体呈现其“混一南北”的历史实态。

　　二、空间向度：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进行史料整理与阐释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不仅需要在时间纵轴上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也需要在空间维度上展现各民族共同塑造家园的地理实践与互动关系。首先，重视以史料确证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地理疆域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实践中“共同开拓”的结果。史料体系构建必须超越传统王朝史观或单一族别史的“中心—边缘”二元叙事，建立起 “中原—边疆”二元联动的整体性思维框架。这一框架要求史料整理与阐释服从于揭示中华民族历史疆域形成的内在统一性与合法性；其次，揭示“大杂居、小聚居”的族际空间互嵌格局。“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人口分布格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空间的刻画，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空间互嵌格局。因此。史料整理需着重挖掘反映族际空间互动的各类证据。如人口迁徙与屯边实边记载是民族互动的核心线索，经济交往史料揭示了互嵌格局形成的深层动力，社会生活与文化史料则进一步展现了互嵌的微观场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地形复杂，形成了“万花筒式”的聚居区交叉穿插分布，史料的任务正是将这“万花筒”中每一片色彩斑斓的镶嵌片段及其互动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地理空间上交融汇聚的历史结果；最后，构建史料体系要激活和塑造基于共同疆域与共同历史的集体记忆。实物与图像史料在激活个体记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直观性与感染力，博物館、纪念馆中陈列的反映民族交往的文物，遍布全国的考古遗址、历史建筑、碑刻雕塑，本身就是承载记忆的“场所”。因此，史料体系需系统整合这些“地点”及其附着物，通过考古学、艺术史与历史地理学的交叉解读，再现特定空间场景中发生过的团结互助、共御外侮、文化共创的故事。

　　三、本体向度：以确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本质与内在属性为旨归

　　本体向度的核心任务在于透过纷繁的史料表象揭示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的内在规定性与本质特征，完成从历史现象描述到哲学本体确证的升华。这要求我们以史料为据，深入回答中华民族“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一方面，要挖掘从中华民族“自在到自觉”历史演进的“实体性”证据史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基于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中产生的深层次多样化联结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将这种联结精辟地概括为 “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史料整理应以此为标准，深度挖掘各历史时期能够印证这“五个相”的具体史实。同时，也要加强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从“自在”到“自觉”伟大转变的史料抢救与阐释。这是确证中华民族实体性从潜在状态转化为鲜明政治文化认同的关键环节。史料体系需全面汇聚近代中国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时，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共同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原始档案、报刊文献、人物日记、回忆录与实物证据；另一方面，以“五个认同”为导向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属性。本体向度的史料工作，不能止步于史实铺陈，必须指向深层价值的挖掘与阐释，其核心旨归在于服务于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认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属性的政治、历史、文化与制度维度，史料整理与阐释必须以此为轴心展开。在具体操作上，要实现史料研究从“是什么”到“为什么”的升华。例如，关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史料整理就不能仅停留在历代疆域变迁的地理描述，而应聚焦于挖掘各民族共同开拓、共同守护祖国疆域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表达。关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则需突破将中华文化简单等同于汉文化的狭隘视角，着力搜集和诠释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鲜活史料。

　　一个成熟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不仅是史料的整合，也是中华民族的 “实体成长史”和 “精神发育史”的实证集成。它通过确凿的史料，回答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根本之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不可撼动的历史依据与情感认同，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奠定最为坚实的本体论基石。这是史料体系构建工作的终极意义，也是理论回应现实、历史照亮未来的必然要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4BKS090)的阶段性成果。]

　　(郭朔宁 张健彪 作者系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