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山西新闻9月16日电 山西黎城县黎侯镇晋福村位于黎城县城西北，紧临县城，村域面积4平方公里，黎左公路、207国道和邯长高速公路纵横交错从村中通过。2003年，山西太行钢铁有限公司建在了晋福村，村里的很多百姓都在钢厂上班，种地与上班无法兼顾，“谁来种地”成为摆在晋福村百姓与村“两委”面前的一道难题。

　　问题导向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

　　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黎城县委围绕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不明、思路不清、质量不高等问题，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创新出台《黎城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方案》《黎城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支持和奖励办法》《黎城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督导考核办法》，确立了发展村集体经济生产服务型、产业发展型、乡村建设带动型、资源开发经营型4种类型15种模式，并确定17个示范村、24个重点村、113个同步推进村，明确了全县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总思路。各村根据资产、资源、区位等基础条件，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积极谋划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晋福村全面落实县委安排部署，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如何种好地”等问题为导向，结合村情实际，积极探索“1+6+N”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模式，带动周边村1万余亩耕地加入农业托管，服务农户达1400余户。2022年，晋福村以全国唯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入选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用好载体套餐服务，创新农业生产托管新模式

　　围绕谁来种地，立足村民需求，用好“1”个载体。为解决村民外出钢厂就业，种粮劳动力缺失难题，晋福村以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载体，整合周边上庄、李庄等6个村的40余台大型农机具、30余名农机手，统一为村民提供规模化机械化土地托管服务。党支部牵头，村里组织，农户放心，农民心里有底。依据确权登记面积，村集体和农户签订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不改变土地性质、不改变承包关系、不改变土地用途，土地托管给村集体，村集体组织农机手签订作业合同，具体负责耕、种、收等农业生产中全部或部分作业环节，收获的粮食归农户所有。村集体对土地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有力解决了务工农户车间和田间两头跑的麻烦。

　　围绕怎么种地，紧扣农业生产，提供“6”类套餐。分户对接、集中统计，严格土地标本取样检测，对托管区域土地所需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摸清具体需求种类和数量，根据选用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和服务环节的不同，定制全托管、半托管“A、B、C、D、E、F”六种套餐，分别制定六种不同的收费标准。农户通过黎城县数字化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平台，足不出户即可利用手机与服务组织网签托管合同、标记托管地块、建立托管任务目标，完成线上托管。服务组织按照连片地块统一进行规模化作业，数字农业托管服务平台自动汇集作业轨迹信息、面积信息、过程照片等，实时在线还原真实的托管场景、真实的作业过程，实现“你去务工挣钱，我来替你种田”的轻松种地模式。

　　围绕如何种好地，深挖地块潜力，探索“N”种模式。晋福村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深挖土地潜力，针对不同地块，分别采取轮作、套作、间作等N种模式种植不同农作物，确保一年四季土地不闲、农机不歇。如，轮作，一块地秋收后种小麦，次年6月上旬种辣椒，9月底种蒜薹，收了蒜薹重新种小麦，可均衡利用土壤养分，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套作，每年秋后种植小麦，来年春季在麦垄上点播玉米，争取时间以提高光能，最大程度提高土地利用率。间作，在同一地块，分行或分带相间种植玉米和黄豆等两种及以上不同作物，充分利用高低作物的边行优势，同时也有利于补充土壤中特定元素消耗。除此之外，晋福村还积极探索“一穴双株”“一穴多株”等种植模式，实现耕地效益最大化。

　　集中托管降本增效，开启兴业富民强村新征程

　　统一经营，规模效益凸显。晋福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统领作用，把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或办了不划算的农业生产环节集中进行托管，努力挖掘农业内部潜力，增加了耕作面积，改进了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集中连片耕种。同时，精准使用绿色综合防控技术，减少了农药化肥用量，良种良法良技应用增加了产品产量，实现了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

　　集中托管，降本增收初显。统一托管降低了农资费用、农机购买费用和农民种地人工投入成本，让老百姓在农资集中采购、规模化生产中获得实实在在收益。如，玉米种植成本托管后约为360元/亩，其中购买种子、化肥等农资材料每项能节省10-20元，农田农资农具节约成本50-60元；人工节约成本200-300元；亩均增产100公斤，增收240元。

　　多元服务，集体获益明显。通过组织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托管土地1万余亩，每亩托管费15元，村集体年增收15万元。同时，积极延伸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充分利用驻村企业太行钢厂废热资源，新建农业生产托管烘干储存项目，预计年烘干玉米500万斤，烘干利润0.07元/斤，年净利润约35万元。

　　通过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晋福村不仅化解了村民务工与务农的矛盾，而且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增强了基层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进一步提升了村级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完)(宋旭腾)